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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青和李富安同时出选,是他们看到了机会。
潘训上次之所以能够连任,是因为突然发生的中美冲突,让他得到了广大的民族分子的支持,但是经过四年时间的消磨,这种民族激情已经消磨干净,这几年中潘训有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政绩,他虽然始终热衷搞教育,但这几年政治力量对比,已经不是几万个老夫子就能决定结果了。
教育虽然是一个惠及全民的事业,可却是一个水磨工夫,需要的耐心的培育和积累,百年树人或许夸张,但百年树校却并不夸张,要建一所世界名校,没有个百来年的积累,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中国目前普及了基础教育,大学却只有50所,大学在校学生不到15万人,而其中负有世界名誉的大学,目前还真的找不出来,最好的大学还是德国人当年在青岛建立的几所大学,最好的大学教授,依然是从德国聘请来的大学教授,毕竟不能指望茅以升这样30来岁的年轻博士,能够拥有普朗特这种大师的水平,他们起码要浸淫个几十年,等他们到50多岁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大师,中国那时候才有可能涌现出一批世界名校。
因此这次是潘训最为虚弱的时候,但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还是让他有大量的拥趸,比如很多经济界认识都认为,这些年的繁荣,是跟潘训始终执行的缩减开支政策分不开,潘训通过裁军,第二个任期的四年中,将中国国防军数量降低到了100万人,军费开支缩减到了最高峰的三分之一,同时又通过变卖政府资产和土地等方法,偿还了上百亿政府债务,将政府负债水平降低到了30亿两,已经跟每年的财政收入持平了。
共和国的财政收入并不算多,相比这么庞大的国家。30亿确实少了,但这只是中央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每年还能收到差不多50亿的税收,作为一个地方势力强大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这其实也算是潘训这几年的一个政治运作结果。
要知道他上任之初,中央财政跟地方财政相比,只占到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当时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二八分成的。
潘训通过十几次国会的激烈争斗。才通过了多项财政措施,将财政分配比例提高到了现在的3比5,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只能就是收税,能收上税也是证明一个政府良性运转的一项重要标志,大明当年灭亡就是因为地方拖延税收,堂堂世界第一富国,税收收入跟同时期的英国差不多,而当时的英国还只是一个吊丝国家,还远不是日不落帝国呢。
同时能提高自己掌握的财政实力,也是一个政客能力的体现。这一点上潘训十分合格。
但即便以潘训的能力,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的国会依然是地方势力的代表,这不奇怪,美国国会同样是各地利益的代表,可既然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那么就天然排斥降低地方财政实力的政策。
潘训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的。
第一是改革税制,通过多轮投票通过了将全国性企业的税收交由中央,而将地方性企业的税收留给地方的法案,通过这个法案。铁路公司、制盐公司等大型企业的税收成了国税。
潘训给国会议员的理由是,各地为了税收争斗不休,各自出台了许多争锋相对的政策,比如各地纷纷提高食盐这种必需品在各地的消费税。还呈现出互相抵制的态势,产盐的四川倾向于少税收,可临近的湖南、湖北则倾向于多收盐税。
产煤的北方对南方对北方煤炭收重税很不满;南方则对北方省份对茶叶销售的税收税率颇有微词。同样生产钢铁的山东和东北、上海和广东,都对对方的钢铁产品进入本地十分不友好,出台了许多小动作来限制。广东为了将自己的荔枝卖到北方,就对南洋来的同类产品进行限制。向广东的专门运输南洋荔枝的运输公司收取特别税收。
等等不一而足,各地的官司没少打,在国会中争斗不休。
潘训就利用了这种矛盾,才通过了跨省性的企业都归中央直管的法案。
这个法案的通过,让大企业的税收基本上都归了国库,因此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
当然地方议员不是傻子,很明显山东这种大型企业最多,受损是最大的,因此是坚决的反对派,联合了上海、广东和东北的势力抵制。
但潘训则游说了西部和内陆的大批省份对抗。
跟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越是富裕的地区越倾向于du立,越是贫穷的地区,反而越是支持中央。
原因很简单,中央财政对贫穷地区的补贴最大,比如贵州的基础教育经费80%基本上都是中央补贴的,而山东、山海的基础教育经费,则全部自己承担。
第二是提高关税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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