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一章 出巡（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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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谕旨，确实如同朱翊钧所说“甚长”。谕旨的主要内容是从汉、蒙两个视角梳理草原和汉地两百年来的恩怨情仇，对双方本属华夏之人，却仇杀不已的现实情况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这份超过六千字的谕旨，成为了本时空民族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抛弃了此前明朝廷文过饰非，“视强者仍为夷虏”的打肿脸充胖子般“政治正确”，分别站在双方的角度评价了较为重大的冲突、和“互市”，从而让听众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当时双方都能妥善处理冲突和管控分歧，我们都不会过得像现在这般苦。

例如，在描述蒙古因与大明交战经年，导致一盘散沙，攻杀无已时，诏旨中说道“草原大乱，异姓“赛特”拥兵称雄，废立频繁。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如此乱世，甲胃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徙，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也。如遇灾异，死者枕籍。”[注]

诏旨对于明朝廷自身的失败和存在的问题，也并不讳言“其势张后，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而朝廷所遣使，阿媚也先，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以是衔怨。”

“汉蒙之民互市之时，汉民帛时剪裂幅不足；靴帽之属不堪一着，即破碎矣。争骂斥辱、弓刀相胁，日积月累，致生兵祸——土木之变，痛哉至深！”

诏旨尽管翻译成了蒙语，但一边读，一边又有通译给翻译成汉文。金帐中的大员如张四维、申时行等此前看过诏旨原文，此时神色不动。之前没有见过诏旨内容的汉官，听到诏旨中谈到土木堡之变，且有很多自我批评的词句，相顾变色。

而听着皇帝诏旨的蒙古诸酋，个个脸色涨红，呼吸粗重，显然个个心内都不平静。他们也万万想不到皇帝诏旨中对蒙汉之间的冲突看待的如此客观。

实际上诏旨并不客观，也先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有恢复蒙元之意，所以这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却不是诏旨所说的矛盾日积月累导致冲突。但说实在的，在座的蒙酋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历史精通。诏旨避重就轻的定调，他们也听不出来。

随后，诏旨中回顾了“俺答封贡”之后的汉蒙关系“幸我皇考，息兵安民。息境土之蹂躏，免生灵之荼毒”并分析了双方互市的必然性

“尔等散处沙漠草原，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汉人铸造；绸缎绢布之色衣，惟恃互市。若朝廷绝贡闭市，唯有抢掠而已。”

“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达延汗后，每入寇时，大辈十万，中辈万余，少者数千。然则所获几何？人马却多有杀伤。朝廷兵强马壮时，如前年图们汗与昆都力哈等，种类绝矣。”

众虏听到“种类绝矣”几个字，又齐齐颤抖了一下察哈尔部势力何其大也，乃元顺帝之后最强大黄金家族达延汗长子一系所掌，号称中央万户。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部都以图们汗为尊。虽然各部不能为图们汗拼命，但壮壮声势完全够用——控弦之士相加超过五万。

然而，此前的战争对大明来说，却乏善可陈。曼谷歹战法在万历十四型火枪面前就是个笑话。卷上蒙古包迁徙也没用，汉人用四轮马车带着士兵给养，运动速度比部落迁徙快不说，还能利用马车形成车阵。

时代变了！与明军对战后逃得性命的蒙古兵们都说，他们最大的感受是明军士气极其高涨，求战极其强烈，与百余年来汉人孱弱之状完全相异。

四十二年前的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率五万骑长驱而入，大掠山西，“破卫十，破州县三十八，杀掠二十余万人。”嘉靖二十九年，赫赫有名的“庚戊之变”，俺答汗围困京师，沿途明军“不敢发一矢”，“所残掠人畜二百余万”。

当时的蒙古人用歌词的形式记录了这段历史“神采奕奕的阿勒坦汗帅三万户出征，包围汉地苏布尔噶图城直抵卜隆吉尔河，酩酊大醉之汉人自行前来投诚，使其鱼贯而走，妇幼乘车而行。解归时俘虏之先头抵达乌兰木伦，而其后尾尚未离开长城。”

一直到“俺答封贡”时，漠南蒙古人也自认为蒙古兵一个能打汉兵五个。俺答汗为了保住“俺答封贡”政治成果，与诸部定下十三条规约，事无巨细——主要内容就是约束蒙古人不得在互市时欺负汉人。

然而，一切都变了。此时端坐在御座之上，被他们称为“天可汗”的皇帝，仅仅用了七、八年时间，就把九边兵马都变成了杀戮的机器，他们红着眼睛，目露凶光，等待着边墙外的部落犯下致命的错误——如同图们汗与昆都力哈那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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