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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侯柩人在岭南省,还无法开始九兵团的建设工作。
但是“挨打”也能成为功劳,这一点,还是别开生面的。
战士们其实也知道拖住敌人火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轮到自己被动挨打,情绪上接受不能,更重要的是一旦牺牲,太过窝囊了一些。
可有了侯柩这样的正面典型、正面宣传,之前的负面情绪,也就淡化了不少。
同时,随着扬州、东京的舆论攻势开启,武汉方面对此并没有太上心,主要是实力对比悬殊,加上“劳人党”在水面战场完全没有任何优势,甚至不能说没有任何优势,而是连抵挡之力都没有。
于是在武汉国民议会看来,这不过是“劳人党”方面的无能狂怒。
并非不知道宣传的重要性,但大前提是有来有去,当一方觉得单方面碾压的时候,宣传工具就成了先上车后补票的洗涤工具。
军事上的肮脏手段,时候用舆论工具来洗干净。
仅此而已。
不过,单方面碾压也只是武汉国民议会的一厢情愿,王角确信“劳人党”的工业实力是脆弱的,不是武汉的对手。
但是,这时候不是简单的比拼工业力量,基层会创造奇迹,不是一个两个陈三叉,是大量的“陈三叉”在创造奇迹。
湖南加上江西大部分,总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湖北,算人头账,王角底气十足。
欠缺的,便是这一轮又一轮的炮火覆盖的家底、实力。
到十一月八日,王角开启的舆论攻势持续了几天,每天东京、扬州、苏州、南昌、长沙等地报纸媒体,刊登的只有两样东西。
一是武汉的战舰又一次攻击了哪里,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
二是王角再一次发出严正抗议,同时谴责武汉国民议会的暴行。
除了这两样,再无其他。
九日,长沙和东京的报纸,以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为标题,刊登了“劳人党”将发起反击的文章。
同时,报纸还发表了王角的号召书,号召受压迫的群众,要寻找出路。
王角并没有号召起来斗争,因为这个号召书,就不是写给普罗大众的,而是给各地“劳人党”地下武装领导人的信号。
类似安重泰这种在淮水混得风生水起的,游击队已经编了上百个大队,只是人数编制还当不上大队一说,但总兵力已经接近一万。
虽说还是民兵性质,但已经半脱产,战斗力还是有一些的。
江淮和河南两地,游击队开始了破坏交通线的作战,首先就是前往湖北的铁路公路,基本直接瘫痪。
不管是铁路还是公路,都是炸一下的事情,没有什么麻烦的地方。
游击队并不参与攻击军事设施或者要害单位,主要就是破坏交通设施,然后就是串联不同地区的农村以及少部分城市。
城市游击队的存在,比乡村的游击队还要早一些。
毕竟失业人口那么多,迅速赤贫的,往往都是无产者。
农民只要不是佃户,多少维持一口吃的,还是问题不大。
游击队的破坏行动,不在于造成多大的战果,影响范围又是多大,而在于其破坏行动本身,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
连河南这种京畿之地,都有了游击队反抗“暴政”,其影响力非常重大且深远,是具备代表性的,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件事情中。
十一月十日,除了开始宣传游击队之外,媒体开始报道“劳人党”的战果。
尽管多家不受“劳人党”影响的媒体,并没有如实报道的意思,但是他们报道了,便是无形中扩大了影响范围。
同日夜晚,“大唐人民革命军”首先开始跟鄂州的驻军交手,此时传到东京的时候,高从诲一脸的震惊,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种弱势情况下,居然会是“劳人党”首先发起地面攻击。
震惊的同时,高从诲在退休所内拍着桌子叫好:“诸位老前辈,咱们瞧好吧,这一场仗,还真就有看头。”
“小高看好哪边?”
“我自然是想要看好长沙方面。”
没有遮遮掩掩,高从诲感慨地说道,“咱们这里的家当,还有开春的福利,不就指着‘劳人党’蒸蒸日上吗?指望武汉人给咱们一件被子还是一碗米?”
“这冬季作战,有时候真的不好说。”
有个老将军裹着毯子,认真道:“就说现在的情况,搞不好‘劳人党’要后发先至,地面部队咬住,初期打出一点点优势,只要收得住,再撤回去,武汉人绝对非常难受。”
“而且也不好大军出击,这天气,长江边可不是岭南,都不要零下,就两三度的气温,够武汉人折腾的。这时候拼的,反而不是装备,而是谁能忍,谁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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