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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汉骠骑将军府。
斐潜把玩着手中的新出一版的金银铜币。
因为金属钱币往往有容易认知,标识清晰,重量恒定的基础条件,所以斐潜在推行了一段时间的交子之后,又重新改回了金属货币体系。
华夏算得上是世界上铸造钱币最早的国家之一了,最迟在春秋中晚期,华夏大地上已经开始有了大规模的铸造钱币,而在整个铸币发展过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平板范竖式浇铸、叠铸、母钱翻砂、机器锻压四个阶段。
秦币么,或许是因为条件限制,或许是因为工艺追求,亦或是当时以青铜为美,所以绝大部分的铜币,都是多为含铅量很高的铜合金,显得颜色青黑。
而斐潜采用的铜币,主要是锌铜合金,显得贴近于后世的黄铜,色泽更加喜人,也很容易和原本的五铢钱区分开来,即便是一些地方大户企图盗铸,也未必能够搞到色泽相近的铜材,所以也比较容易辨认伪币。
至于银币和金币,则是大概九五纯度左右,以重量为计量单位,固然会有包金包银等的铅币仿冒,但是因为银币和金币的价值较高,一般来说都会比较认真的去辨别,再加上各大商户都有新式天平,以固定的砝码来对应金银币的重量,所以仿制的难度也是不小。相同重量的么,大小不一样,大小一样的么,重量不一致,要做到重量也一样,大小也是一样,那么费的功夫未必能够赚的回本……
再加上斐潜现在采用的水力钢模锻压,几乎就是站在了当下铸币行业的前列,不仅是轮廓清晰,字体完整,还可以做到正反面同时有花纹和年号作为装饰,虽然比起后世来还是很粗糙,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铸币的门槛,然后减少了刮铜剪边的行径。
天圆地方……斐潜呵呵笑了笑,不过是牵强附会而已,钱币之始,因用浇铸,故需打磨,然以圆孔,便不易固定,故而用方形木定之……非以天圆地方而定钱币,乃铸磨困顿之故也……
水力压铸的虽然比不上蒸汽机压铸,但是好在水力几乎就是免费的,慢归慢,日积月累之下,也是积攒了不少的钱币,而且因为是压铸,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维持原本的天圆地方形状,直接铸成圆形实心体,反倒是更加省时。
当然,这样的行为,在汉代还没有被酸儒抵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也流通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实心货币,就像是斐潜所言,天圆地方并非是真的有了这个理论才依照这个标准去铸钱,而是铸造的技术导致了孔方兄的出现。
斐潜笑了笑,说道:新币既出,旧币当收。民可自行兑换,限时五年,届时旧币废止,直用新币。
荀攸愣了片刻,说道:回收旧币?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毕竟当年秦始皇的时候就干过。后续的其他封建王朝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斐潜问道,公达可是有何指教?
荀攸拱手说道:不敢。回收旧币,这损耗……怕是不小啊……辗转运输,那个不是需要钱财?既然重量差不多,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呢?就像是五铢钱,用了整整三四百年,也不是不可以啊?
斐潜点头,然后微微叹息,说道:回收旧币,非谋其利,乃杜其害也……
铸币也是要有规矩的,没规矩,就玩完了。后世主要发达国家,然后宣称自己没有通货膨胀,表示一切都是物价平稳,但是实际上即便是维持着5%左右的温和通胀,物价在一二十年之后,就会翻一倍!
然而古代呢?
固然每个王朝末期,总有通货膨胀,但是实际上整体来看,每个王朝都在尽全力的维护着货币的稳定。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古罗马虽以三世纪的通胀臭名昭著,但在更长历史尺度上,这只是极偶然的插曲。从公元前150年前后到公元50年,古罗马的小麦价格只增长了区区50%。
当然,如果仅仅从物价的稳定性来看,蝇国在实施金本位前的几个世纪毫不逊于实施金本位后的两百年。从1200年到1700年五百年间,除了16世纪小麦价格年均增长1.5%以外,其它世纪小麦的价格变化几乎为零。
即以华夏而论,实物证据比史书泛泛印象更能说明问题。
宋代铜钱标记了年号,年号在宋代更新频繁,使后世的研究者得以用遗存的宋代铜钱构建货币成色的准年度数据。在宋三百多之间,作为流通主体的一文和两文铜钱,重量和成色都极为稳定。
即便是糟糕透顶的辫子朝,其开国至19世纪中期两百年间谷物价格也只增长了3.5倍,折合年均通胀0.6%……
当然,最瞎搞的就是大萌王朝,死命印刷,导致大萌宝钞一开始就注定是比废纸都不如,擦屁股都嫌硬。元朝那么糊涂的,都懂得一年印刷量需要控制,大概维持在20万锭,一个没控制住印了150万锭,然后逼出了朱重八,结果猪头八上台,大萌竟然一年印515万锭,洪武二十三年,中央银行的练家子们更是直接把发行量提升到了1500万锭……
董贼之时,以恶钱横行……说起当年的事情,斐潜多少有些感叹,在这个环节上,其实他也是幕后小黑手,只不过斐潜是向士族世家伸出去,而士族世家则是加在了民众身上而已。
严格上来说,斐潜当时并没有跟着铸造恶钱,只是低收高卖,在货币价值高的时候借出货币,然后采购商品,然后等货币价值暴跌的时候,再以货币结算,赚取差价而已,虽说有些趁火打劫的嫌疑,但还是属于商业范畴。
董卓要铸恶钱,不是因为董卓喜欢恶钱,而是当时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加上董卓将大量的货币自己私藏,不拿出来进行流通,使得朝堂上没有铜可以铸钱来支付相应的费用,以至于不得不开始铸造重量更轻或成色更低的钱币,用它们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薪水。
而董卓这样的行为,则是掀开了大规模盗版铸币的序幕。
因为很简单,小规模的仿制,其实是不怎么赚钱的,而且因为仿制钱币上为了牟利,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便是文盲的民间黔首也能发觉的,所以小规模的伪币其实并不容易流通,也不可能给伪造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只有当朝堂公然制造大规模恶钱,并且以强制命令推行的时候,才是伪造铸币的绝佳时机!
所以实际上,当时董卓铸造出现的恶钱,数量并不是最多的,而随之而来山东士族的所谓民间盗铸,才是真正导致五铢钱货币体系崩坏的根本原因。
表现在物价通货膨胀上,古代和后世的就有所不同,古代大多是梯形,有一个平台期,而后世是斜坡,一路往下滚。
因为在古代,除非是中央朝堂有预谋的事先积攒大量旧币,短时间内迅速熔铸成新币投入市场,否则所谓的那些民众,就有充分时间置备私铸工具,与中央朝堂争夺铸币利润。可是中央朝堂之所以滥铸,往往是迫于财政压力,如果国家府库中已存有大量旧币,哪里还用滥铸呢?
所以,大多数选择滥铸的中央朝堂,是无力与民间的盗铸者赛跑的,也抢不到多少铸币利润。这也解释了古代的币值变化的梯形特征,在古代铸币经济中,除非中央朝堂短视到极点,否则不会轻启滥铸,而一旦启动了滥铸,盗铸就如火上浇油,造成急速通胀。
那么以律法来治理有没有用呢?
有用,但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铤而走险者……
《汉书》中记载,王莽时期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吿,与同罪……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故而,以收旧币,可绝私铸盗铸之弊,亦可衡铜皿铜器之价也。斐潜总结道。当然,其实回收旧币还有其他的附加功效……
荀攸对于高深的经济理论,自然是似懂非懂,但是他也猜出斐潜的一些潜在的用意,大概是指向了士族大姓方向,所以表示出了回收也是需要花费和成本的,但是既然斐潜坚持,荀攸也不会反对。
荀攸在心中感叹,君明者,为臣者,自然不敢堕……斐潜这样的君主,太过于精明了,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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