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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捧杀式的政治隐喻之外,刘钰对于这场儒学争论的态度,则是完全的置身事外。
一来他水平有限,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
二来就算他有,他也不敢。
大顺皇权,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有“道统”。
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
造反的李自成。
解经的王莽。
军权的赵匡胤。
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水平极低。
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有大儒站出来解经。
至于他自己,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
拆掉儒学的体系,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
寻章摘句。
断章取义。
拿出来一句话,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
至于说儒学道统、学派、孔孟、宋儒这些东西,他是“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我就拿来用”。
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儒学,搞成了“名人名言”了。
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
比如,土地税改革问题。
反对他改革的人,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一点不仁义。算下来,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了。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这简直是暴政啊。
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
说三十税一,是标准的夷狄做派,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没有完整管制、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
夷狄,五谷不生,没有城郭要营造、没有宫室要维护、没有宗庙要祭祀。也没有百官、有司。
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有了灾荒也不救济、出了问题也不管理,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
所以,孟子说,税率过低的,就可以算作夷狄了。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
顾炎武说: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难道,蒙元不是夷狄吗?所以,低税率,就是夷狄的陋习。
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不知道要抚恤民众,不知道要修缮黄河,不知道要赈济百姓,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
值此大争之世,西洋人若英圭黎人,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甚至于在土地税上,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行五一税;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
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就要加税。
朝廷有钱,才能够修缮水利、赈济灾荒、保养军队、平衡财富、开办学校、保护小民。
只有把税收上来,才能摆脱蒙元以来,所残留的夷狄恶习。
难道孟子的话,是没有道理的吗?
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
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既不能管控基层,又不能抚育百姓,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
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基层只能搞摊派、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
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就是蒙元残余。
他这种“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而不论其体系”的做法,也使得这场“如皋之会”十分难搞。
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偏,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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