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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发现问题上,殿下想想如今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和三四十年前关于人地问题的讨论。避开一些不要去谈的东西,那么这问题是啥,其实也是可以操控的。”
“江山社稷现在的问题在哪?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殿下之道,若不说出,谁又知道同还是不同呢?”
这些道理,李欗听得出,这都是场面话。
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这。
既不在大顺以后该怎么走。
也不在道不同不相为谋、寻找志同道合等等问题上。
这些场面话,说说也就罢了,类似的话,李欗也能说一堆。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在李欗听来,刘钰这到底是在逼他死,还是逼他做大事?还是说,觉得太子之前在湖北闹出来了点乐子,这意思是还要争一争?
更关键的,是刘钰为什么要让自己来著书立说?
如果真的是为了江山社稷,不计个人,似乎无疑刘钰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既为臣子,若是正常死了那也必是死后备极哀荣,而且本身他才是这些年变革真正的领头者。
之前李欗彻底死了心,源于他觉得,以刘钰为代表的“老保守派”们,肯定会尽可能支持朝政稳定,按部就班,而且还要把黄河修完、把印度消化、把扶桑垦殖等基础打好等等。
这些所谓的“老保守派”,指的是和刘钰同一批、并且在对外扩张中立下大功、封妻荫子、成为实学派风口期爬起来的、搁在三四十年前算激进派的那批人。
亦即指的是,差不多得了、该办的都办的差不多了、之后稳定为主,把该消化的消化了、该修的黄河修了的那批人。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刘钰选择去修黄河、但现在又放弃最终完成最终的河道挖掘这个事,在李欗看来,则像是一种表态:给皇帝留下布置交接的空间,安稳过渡。
黄河的事,已然是水到渠成。
谁来主持完工,这些便可以给交接班提前安排人选,作为资历。
至少,李欗是这么认为的。
可现在听来,只怕并不是。
显然,对于修路问题、移民问题、垦殖问题等等,刘钰的态度显然不是“慢慢来、随它去”。
相反,之前的对话,足以看出,刘钰实际上对于修路、基建的事,极为激进。
很多想法,固然是李欗提出的。
但是,刘钰既没有在大方向上反对。
而且还在细节上,给出了激进无比的土地换资金、透支将来筹钱完成基建的思路。
甚至于还批了李欗,说他实际上仍旧没有把未来放在工商业上,而是依旧还是老一套想法。
等到刘钰建议让他著书立说、阐明扼要后,李欗几乎全程都是愕然震惊的心理状态。
这……这分明是说,要有人来当工商业的“总后台”,并且显然刘钰在为日后考虑,在选择一个他之后的工商业的总后台、司令部。
刘钰当然不是皇帝,所以不可能指定谁为太子,继承后来事。
刘钰当然也不是开府丞相,可以从下属中选一个,接替相权。他压根就没有相权,也根本不是,他只是皇权的附庸,他变法改革的权力不源于他,从始至终都是名不正言不顺,而是作为皇权的延伸来完成的。
皇帝以太子的方式,继承后来事,靠的是血缘。
刘钰此时却谈《朋党论》,那么似乎,他的继承方式,是要靠“理论”、“道”、“志”。
或者说,用此时比较接近的词汇,亦即实学派的“道统”。
谁来接实学派的“道统”?
错愕中,刘钰淡淡一笑,起身竟要作别,只道:“与殿下今日一论,所得颇多,心有所悟。回去之后,正好将这些之前并未谈及的道理,整理出来,不日将送来府上。”
李欗急忙相送,心知肚明。
既是之前并未谈及,那自然无人知是刘钰说的。
比之实学理论,李欗自知自己和刘钰相差颇多。
既是无人知晓这是刘钰说的,那么最后公之于众署谁的名,决定权便在自己手中。
什么时候发表,那另说。
但只要署下自己的名字,那便意味着,他把实学派的“道统”接了过去。
这东西不好接。
要么死。
要么将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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