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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年多以前的情况不同,如今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和前景充满了期待,为了进一步推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局势向好发展,在接到罗申同志的报告之后,莫斯科中央迅速做出决策,确定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革命援助的总体路线,在进入八月份之后,除了武器装备、食品等物资性援助之外,莫斯科还向中国友党提供了五万美元的资金援助。
五万美元这个数额看上去并不多,但必须考虑当前的时代环境以及联盟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资金的援助预示着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预示着联盟在远东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总体来看,如今的联盟已经放弃了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切幻想,力争与美国合作的奢望,也被彻底丢进了阴沟里,而这种外交态度的变化,引导着联盟各项对外政策的转变,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待东欧各国的态度上,过去那种较为包容的,不要求东欧各国采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政策,转变为更加激进的政策,莫斯科开始要求各国的、工人党采取对策,将那些左翼政治派别合并,或是排除出政府领导核心,并迅速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改革。
必须认清的一点是,苏南关系的破裂,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它属于联盟对外政策调整中所产生的副作用。若是从这方面考虑,单纯说联盟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显然是有些过头了。
办公室内,维克托手中的那支香烟在即将燃尽的时候,桌上的一部电话适时的响了起来。
挥手扇走面前聚而不散的淡蓝色烟雾,维克托略一分辨,这才伸手将那部红色的电话拿了过来。
电话是从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打过来的,但打电话的人却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而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这位大秘同志在电话中通知维克托,让他立刻到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里参加会议。
放下电话的时候,维克托紧紧抿起嘴唇,他看了一眼放在桌角处的那份台历,那上面显示今天是本周的星期三,而按照惯例,每周的今天下午,都是组织局的同志们开会的日子。
在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尽管中国的中央组织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有些机构的职能和地位,与苏俄又存在一定的不同,比如说中央组织局就是这样的。
在国内的中央组织机构中,组织局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局的执行机构,换句话说,组织局其实是政治局的下属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负责政治局有关组织方面的一系列工作。但是在联盟的中央组织机构中,组织局在名义上与政治局是并列的机构。按照联共布在一九一九年所确立的组织原则,政治局、组织局以及书记处是地位平等的三个机构,直到联共八大的时候,组织原则的确立上,仍旧规定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以及书记处构成,但在确立三个机构权责的时候,却又明确规定,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及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为首的书记处,负责组织工作。
换句话说,经过八大的明确解释,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三大机构政治局、组织局以及书记处,实际上是存在上下级关系的,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地位,要明显高于书记处,毕竟书记处的第一书记还必须是组织局的委员。
至于说政治局和组织局之间的真实地位,可以从联盟前后两任的国家领导人任职情况来确立,曾经的列宁同志一直都是政治局成员,但却不是组织局成员,而斯大林同志虽然既是政治局成员,又是组织局成员,但其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曾经明确表过态: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之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
从这方面看,政治局的实际地位,也是高于组织局的。如此一来,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三大机构,就形成了一个政治局地位最高,组织局其次,而书记处排名最靠后的基本格局。
但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联盟的组织局在地位上稍低于政治局,但其所掌握的权力,依旧不是国内组织结构中的组织局所能够比拟的,毕竟国内的组织局是政治局下属的执行机构,这也就意味着,组织局的作用,只是执行政治局所做出的组织决策,而其本身在组织决策方面并不具备相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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