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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执行紧急状态可不是一件小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旦开始执行紧急状态,就说明国内或是国外发生了某种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危的重大事件,面对这一事件,国家不得不动员起来,采取某种特别的措施来解除危机。
毫无疑问,考虑到紧急状态的特殊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种临时性的政策都不是随便就能执行的,它需要履行非常复杂的程序。而根据联盟宪法的规定,国家要想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哪怕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紧急状态,也需要由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书记提请,在经由部长会议主席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通过之后,才能正式开展实施。这一系列的程序中,缺乏了任何一环,都属于违法的。
在维克托前世的世界里,一九年,联盟的最后一届中央领导层,就曾经试图颁布紧急状态令,以挽救面临覆灭局面的苏联。最终,那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参与行动的一干人等都被定性为“叛乱”,而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当时执行的紧急状态令并不符合宪法所规定的的程序。
当然,历史这个东西向来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不符合程序的行动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规,并不是单纯以程序和规定来判定的,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最终的获胜者是谁。就像苏联落下帷幕之前的那一次行动,如果胜利属于颁布紧急状态令的那一方,那么行动自然就是合法的,至于不符合宪法规定的那一部分,将被诠释为“某某等人在苏维埃最危急的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挽救了联盟,挽救了苏维埃”。但是很可惜,那次行动的最终胜利者并不是行动的一方,而是反对行动的那一方,所以,整件事的最终定性自然就是叛乱了。
作为一名长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人,维克托当然很清楚采取紧急行动所需要执行的程序,他当然也知道违规采取紧急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在这里必须认清的一点是,当前联盟的核心领导层内尽管有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且可以预见的一点是,随着斯大林同志病逝,并彻底退出联盟的政治舞台,今后一段时间里,为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相关的斗争还将进一步激化,但是归根结底,这种斗争始终是局限在政治方向上的,其目的终归只是为了政权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在上消灭某一方政治力量。
说到底,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两方在政治路线上,是不存在太大分歧的,他们只是在农业政策、民族政策以及部分工业政策方面,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而这种不同主要偏重哪一方的问题。换句话说,两人在立场上不存在阶级性的差别,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他们之间差别,就像是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一样,尽管总是在吵嘴,总是在争权夺利,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性却是一致的,双方即便有争端,也不至于会要对方的命。
相比较而言,斯大林同志政治初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候的政治斗争往往是带有路线分歧的,就拿富农的问题来说,有反对富农,要求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人,也有支持富农,认为应该给与富农更多权益的人,斗争的双方完全是站在两个对立面的,根本不存在媾和的可能。
在维克托看来,若是联盟当前的政治斗争是斯大林同志初期的那种状态,那么他们推动实施紧急状态,并以此来限制和打压对方,还是可行的,因为双方原本就处在势不两立的境地。但问题在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斗争还没有那么残酷,若是贸然推动紧急状态,那么可以预见的将来,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矛盾就无法调和了,作为破坏规则的一方,马林科夫也要有承担反噬的心理准备。
最重要的是,按照这样的剧本发展下去,真正从中获益的人就成了贝利亚,他可以在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尖锐对峙中稳坐钓鱼台,尽收渔翁之利。
所以,是的,维克托反对在这个时候实施紧急状态令,他看不到在这个时候实施紧急状态令对马林科夫有什么好处。
“维克托,你应该明白,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需要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程序,”贝利亚显然是看出了维克托的意思,他径直说道,“如今的联盟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般平稳,这一点你是知道的,维克托,你有着别人不具备的优势条件,你可以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情报信息。美国人的侦察机在远东、在高加索、在中亚四处活动;那些打着各种幌子试图进入联盟的间谍、情报分子,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几个;联盟各个加盟共和国几乎都存在着民族主义分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威胁,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稳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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