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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70年代的人,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还是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时候有权有势的人,和我们这些出身农村的人相比,也就是吃的好点,穿的漂亮点,看的录像比我们多点,其他的,他们未必敢说比我们强。
因为那个年代,知识主要还是要靠看书,学习才能获得,这个呢,就需要靠软件了,硬件是弥补不了的。可是进入21世纪之后,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有权有势和有钱的,和穷人的差距就是全方位的了,而且呈几何级的迅速扩大,距离越拉越大,穷人靠读书已经很难缩小彼此间的鸿沟了。
当然无论什么时候,努力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敲门砖,也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至于能否敲开通往成功的大门,还未可知,有句话说的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本来想去看望一下雒教授,感谢他在论文方面给我的巨大帮助,可是一打听才知道,雒教授去北京矿大开会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估计明天的论文答辩肯定也来不了了。
我忽然想起论文中有个问题当时阐述的就不是很清楚,因为在龙岗图书馆没有查到相关的最新资料,现在正好有机会,准备去图书馆查查,万一明天答辩时被问到了也好应付啊。
刚经过假山,一抬头就碰到了祝筱满,她身边跟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子。我想掉头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迎头走了过去,从她身边走过时,我朝筱满笑了笑,她明显的有点不自在,停住了脚步说,你回来了,还好吧?
我忙不迭的说,挺好的,我看到了,挺好的。说完便匆匆逃走了。
明天就要答辩了,同学们都返校了,老齐,周康等都跑回来了,大家虽然都在深圳,可是也有近半年没有见面了,一个个激动的很,见了面又蹦又跳,又骂又唱,当然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去唠。
晚上又免不了一顿,毕竟明天之后我们就又要再次各奔西东了,这是我们在大学阶段能相聚的最后日子了。可惜的是,老扁,江明,侯弘和薛建等几个人还没有见到,我去他们宿舍找了,说还没有回来,哎,这几个小子,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回来的这两天都是新鲜,高兴的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就是我们班毕业照的事。我和齐繁猛两个去了深圳,拍照时候,我们不在,这毕业照里没有我们两个,这也算正当理由,咱也能够理解,谁叫你不在呢,总不能因为你们两个就影响了全班人吧,所以说,这,不能怨人家班长任光。
但是我们任光大班长,竟然连一张毕业照都没有留给我们,这就有点过分了,还当我们两个是94国贸的人吗?大家风风雨雨,同学四年,这点情谊都没有了吗不就是加上两块钱的事吗?怎么就能人未走茶就凉了呢?
而且后来又听说了,其他班的班长就把去深圳的同学都给p进了毕业照,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听听人家人家班长是咋说的我们班是由45位同学组成的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因为有同学去深圳拼搏了,就把他们给排除在外了,会寒了他们的心。如果这张集体照没有他们几个,不但是他们几位同学的终生遗憾,也绝对是我们这个集体的遗憾,所以即使我们等也要等到他们回来后一起拍这张珍贵的集体照。
看看人家班长,能等的就等,不能等的就想办法把去深圳的同学给p了进去,最起码还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毕业照,此情此景,此行此为,才是同学情啊。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每当孩子们问起我,爸爸,你有小学,初中,高中的毕业照,为什么没有大学的呢我都是哑口无言,只能说不小心丢了。
可是每当我回忆起那四年大学生活的时候,每当我想起那一张张熟悉笑脸的时候,我连一张可供回忆的集体照都没有,让我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慢慢的随着时光逝去,他们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渐渐的就模糊了,任光班长,你这做的什么事啊,你怎么是个这么样的人啊!
第二天的论文答辩从上午就开始了,由于对论文内容较为熟悉,在陈述论文内容时我也是简单明了地予以介绍,然后记下老师的提问,对于外资公司的先进管理在经营中的作用和认识,我认为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而且我在资料收集时对这些问题都有过认真的系统性的思考。
因此,在回答的过程中我比较有条理地进行了解答,也得到了各位评审老师的肯定。整个答辩的过程,我状态良好,虽然雒教授没有在现场,但是我表现很好,圆满完成了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次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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