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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容光焕发的黄道舟健步如飞进了家门,又有好事了。
今天燃料公司和物资局派了两个同志跟黄道舟谈心,找祝厂长和几个老同志了解情况。
他们是来解决黄道舟的工龄脱节问题。
摘了帽子后的黄道舟一直在写信要求上级领导解决历史问题,还写了反应材料交给信访办。
可惜都如同石沉大海,他已经不抱希望了,谁知柳暗花明。
单位承认了以前的工龄跟利益息息相关,黄道舟就不会比同龄人低两级工资,说不定还能补发一些,妥妥的是飞来横财。
黄瀚听到了这个跟原本轨迹根本不相符的喜讯后,乐滋滋道:
“爸爸,我建议你继续采用小龙虾拉关系,燃料公司、物资局的相关干部,你都可以登门送上一大盆小龙虾。”
有可能瞧见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黄道舟的思想转变得很快,他已经不说类似于“干嘛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那种话,而是点头答应。
想了想,他还觉得不放心,道:“仅仅送小龙虾恐怕不够,我认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领导,还要送些礼才行。”
黄瀚笑嘻嘻道:“爸爸,你先送小龙虾把关系接上,过不了几天我家就有很特别的东西让你拿去送礼。”
这个时代送礼其实很简单,价值三五块钱的东西就是大礼,比如说送一条“沪城大前门”香烟,不算烟票的价值,也就是三块六毛钱而已。
送两瓶“洋河敦煌大曲”不算酒票值多少钱,花费三块四毛六分。
但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没钱的情况下,百分之十几二十的月工资拿出来买东西送礼,家里的日子肯定要受到影响。
都说改革开放后贪腐的官员多了,很大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家都穷,几乎是一个有钱的都没有,想要贪污受贿也没几家送得起!
黄道舟好奇怪,问道:“家里?家里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你该不是又琢磨着去捉鳖?”
“嘻嘻,捉鳖完全靠运气,哪里能算数!妈妈,你来告诉爸爸吧!”
张芳芬聪明着呢!她当然知道儿子想用“双肩包”做礼品,乐呵呵道:“几个领导家里都有上学堂的孩子对不对?”
“嗯啊!家家都有孩子上学。”
张芳芬拿起黄瀚做的那只五颜六色的“双肩包”道:“我准备用‘劳动布’做这个给你拿去送礼。”
“哎呦喂!这可太好了?可是家里的布票够吗?”
“用不着布票,你明天去‘东方红布厂’买十捆‘劳动布’布头,黄瀚已经跟人家说好了,一块钱一捆。”
“用‘劳动布’布头做?哈哈,芳芬,你太聪明了!咦,不对呀!黄瀚跟人家说好了?他跟谁说好了?这么大的事,人家会听一个孩子的?”
这年头花十块钱购买十捆布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交易,要知道十块钱能够买二十斤猪头肉呢,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这么大的事,确实不应该是一个十一虚岁的孩子跟人家随便说说,人家就答应。
黄瀚的小时候,小伙伴们经常说:“你信不信,如果不信我们打赌,赌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在那时的孩子眼中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连看都不可能看得到,更加不用说能够拥有,过年如果得到两块钱压岁钱,那绝对是土豪级出手。
黄瀚十岁左右时得到的压岁钱基本上都是一家长辈给二毛,即便如此也不会有支配权,总是会被张芳芬收缴。
理由很简单,收多少压岁钱就得包多少压岁钱给人家的孩子,最后的结果就是黄瀚的口袋里只有张芳芬给的两毛钱而已。
往往黄瀚的这二毛钱都会被拿去卖一本连环画,为此不知消耗多少脑细胞。
为什么会这样啊?原因很简单,东大街新华书店里的连环画太多,黄瀚口袋里的钱太少只够买一本,不反反复复想清楚了,没有后悔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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