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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事我不管,晚上睡觉一定要戴上手铐。”
从黄狱警的说话中,听得出他知道、最少是默许监号里有人藏有手铐钥匙。他不是一个好管事的人,他不想追究这把钥匙,只要保证监号在他当班的时间不出事就行了。
黄狱警说完话后,皮杆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从黄警官手里拿过铐子,给杨大员戴上。
临走前,这位黄狱警把当夜值班的人大骂一通。黄狱警心里有数,他骂的是一个极灾的脉子,板脉子他是不会开口通骂的。
黄狱警走了,门锁了,大家开始研究杨大员没戴手铐是怎样被发现的。
值班的灾脉子说,杨大员整个晚上都把手放在被子外面睡觉。大家听完灾脉子的话,明白了,当班的黄狱警从二楼巡视往监号看时,看到了杨大员伸在背子外面的双手。
灾脉子就是灾,刚被黄狱警通骂了一顿,现在说了实话又被大家通骂得乱七八糟,好在是深夜,没有人有心情去打他,放在白天,他又死得成(就是说即将被挨打的灾脉子)。
这次事件后,杨大员照常晚上睡觉不戴手铐,只不过值班的人又增加了一项任务,要时刻防止杨大员把手伸出被子。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杨大员一天天地数着日子,最终,让杨大员难过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高院来人了,杨大员最不愿意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最不愿意见的人也来了。高院来为杨大员的死刑走复核关的,所谓复核,就是问杨大员对他的死刑有没有明显的事实错误,一旦没有,他的死刑就通过了复核,复核关过后的每一天,杨大员都将有可能被枪兵突然拉出监号,带到法场执行死刑。
这天,杨大员复核回来,他又变了,又回到了才拿死刑判决的那个模样。他的眼神变得跷跷板,他的言语发音不准。也从这一天,皮杆再也不敢给他开铐子了,他成了必须严格防范极度危险的人。
杨大员变态了。他要么肆意整灾脉子,要么沉默不语。只要他看着一点行为不能让他满意的灾脉子,不是被他喊到厕所练拳就是被罚“挖”床沿。他打灾脉子时,虽然戴着手铐,但还是用足了力气,什么前七后八(前面打七下,后面打八下)、什么前三后四(胸部打三拳,背后打四拳),边打人边教人学怎么做人,教人有“吓数”,教人知道“锅儿是铁打的”。
杨大员都到了这个份上,他起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吧!
杨大员开始整理他放在水泥格里面的衣服,一整理就是两三天。
有一天,杨大员拿出几件衣服,询问我他该穿哪些衣服上路。我看了一眼,他的衣服每一件都是新的,我随便给他指了一套,并编了一些话说那些衣服如何如何的好,他也就相信了我的话,把那一套衣服叠好,整整齐齐的放进水泥柜。他把那一套衣服放进去后,他把几个灾脉子叫过来,叫他们把另外几件他不准备穿着上路的衣服送给他们,几个灾脉子接过他送的衣服,连声道谢,然后离开。
给灾脉子们送完衣服,杨大员又在水泥柜里翻来翻去找着什么东西,他找出一条内裤,内裤上还秀着花。他问我
“这条内裤好不好看?”
我说“很好看呀,怎么没见你穿过呢?”
杨大员说“你难道没看出这条内裤是女人穿的?”
我对杨大员说“我确实没看出。”
我问他“你怎么会有女人的裤头呢?”
听完我的问话,他讲起了他老婆的事。
虽然杨大员是一个色心很重的男人,他是爱他老婆的,他老婆也是爱他的。
为了给他打官司,老婆特地到荆门请了一个据说水平很高的律师花了少钱。这个律师在他关押期间他只见过一次,就是在法庭上见过一次。杨大员对这个律师充满仇恨,说他不该骗死人的钱,还说自己成了鬼也要找他去要回那笔律师费(可能是两万员)。
杨大员的老婆在法院开庭时也来了,给他送来了一大堆衣服,这条女人内裤可能是老婆在匆忙中拿错了,也可能是特意拿来的。不管怎样,这条内裤唤起了他对老婆的无限回忆。杨大员说,老婆过得也不轻松,现在在外面不好混,前不久来了一封信说他到天津打工去了。
说到这封信,我想起来了。这封信来的时候是我和杨大员关在另一个监号相处的时候,当时他理解不了信中写的意思,他给我看,让我给他解释,这封信大概是这样写的
“员儿,我和女儿都不希望你被判极刑,但听律师讲,我也托人到法院问了,说你这回凶多吉少,望你保重自己,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的。”
信中的主要内容就这些,当然,还说了他已在天津找到了事做等话,那时,所有人都已断定杨大员必死无疑,连他老婆写信都这么告诉他,那时的杨大员怎么也不相信,他把信给我看,让我解释,意思就是想从我口里得到一个骗人的解释—他不会死。确实,我也那么说了,只是简简单单的那么说了,那时我是监号新人,幸亏不能多说话,说多了,要让我解释他为什么不会死,我解释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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