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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地盘不断增大,人马不断增多,风头越来越盛。
以祖大寿为首的辽西辽东当地将门自然不乐意。
但这些还只是表象。
双方的主要矛盾还是来自于钱的分配。
大明朝廷给东北边地的军费,正常情况下是一百万两左右。
本来这些银子大部分用于补给辽西辽东当地边军。
世家将门们的军队编制也就五万左右,一个士兵一个月大约一两银子左右,还有很多缺额,世家将门们吃起空饷来,人人美滋滋。
可是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军费逐年递增,而且增幅一年比一年大,短短三四年,已经从当初的三四百人指标,上升为三四万人!
这样一来,东江军就有和辽西辽东本地将门瓜分军费,甚至超越之势!
因为朝廷给边军的军费总量不会增加,要增加的话,牵扯到各部,牵扯到大明的整体预算,牵扯的面太广,再说大明连年灾荒,早已经做不到收支平衡,更不用说轻易增加军费。
孙承宗想对建奴反击一波,连二十四万两纹银,朝廷都不肯拿出来,由此可见一斑。
韦宝一直搞不清楚一件事就是,李自成打破了京城,光是宫中就搜出三四千万两白银,又从达官贵人们那里搜出上亿两白银!
这些人,对付建奴,对付农民军,可谓一毛不拔,到最后,全部成了人家的储钱罐。
这是封建体制最讽刺的地方,也是韦宝觉得历史最好笑的地方。
就像辽西辽东,一堆地主明明各个富得冒泡,却没有谁肯拿出一两银子去打建奴,一个个视财如命。
虽然韦宝前阵子考秀才,和吴三桂打擂台,弄走了本地世家大户不少银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小风波。
因为韦宝始终是小老百姓,即便搭上朝廷一些关系,等到建奴这波攻势过后,弄死韦宝也犹如碾死一只小蚂蚁,不足为患。
再怎么说,韦宝也是辽西本地人,还属于‘内部矛盾’。
而毛文龙的东江军就不同了,那是掣肘之患,是马上要剜他们的心头肉啊,是大家外来的大敌!
此时在山海关吴府,众人云集,辽西辽东的几个主要世家大户,还有一帮拥有一定实权的辽西辽东本地将门,三四十人端坐,听祖大寿讲话。
“今天孙阁老的话,大家都听出味道了吧?”身材瘦高,眼睛小,但有神,祖大寿目光炯炯的看着大家:“这是要进一步削弱我们关外守军,把朝廷的防御重心移向东江方面!大家都知道孙阁老和登莱巡抚袁大人是好友,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毛文龙是袁可立大人扶持的人。这当中的微妙关系,大家都能想明白吧?”
一帮人纷纷沉默点头,自然都能想明白。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上千公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策反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
北方地区发生地震,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
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
这时袁可立的布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压境以图策反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后金军队遭受重创。
朱家龙从千家庄出袭,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在南岸沈有容的策应下,毛文龙命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后金所占领的金州和旅顺。
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
这时的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
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
后金望而生畏。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秋收之后,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等地,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驻守复州的后金军更是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
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
袁可立综合各方情报,“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
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乘夜以火把袭城,彻夜透明,喊杀声震天,后金大败。当年十月初五,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
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明军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收到了预定的军事牵制和打击效果。
袁可立欲“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命“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实现“恢复之功”。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惨败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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