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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这一年的变化,韦宝不禁感慨,不管天地会有没有什么发展,其实对于他个人来说,在明廷这一边,发展的其实还算可以。

尤其是一帮言官,都察院的御史们,大理寺的官员,这帮人可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天天靠参劾别人过日子的,但面对韦宝就不同了。

因为韦宝现在其实还兼着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官职呢!

虽然他长期不在京城了,但他的官职并没有人敢动。

一方面,都察院和大理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他提拔的,他将原先的人都踢出去了,都换上了这些衙门的子弟。

所以这些人对韦宝是对恩师,又是对座主,对领路人一样恭敬的。

这是韦宝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势力,别人想动也动不了。

另一方面,现在是阉党当家,韦宝与阉党虽然没有到明里作为阉党干将的地步,却也几乎是半公开的了。

不是和魏忠贤有良好的关系,怎么可能短短时间内升迁那么快,十五岁的人,十六岁还差一个多月,就已经做到正三品大员了,简直可怕。

说和阉党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相信啊。

更难能可贵的是,参遍了所有人的东林党,至今还没有几个东林党大臣参劾过韦宝。

这都是因为韦宝曾经救过杨涟,现在还将杨涟的女儿留在身边,扶持杨涟和左光斗等人的儿子。

或者说是保全了很多被魏忠贤杀掉的东林党大臣的后代。

光凭这一点,即便大家觉得韦宝几乎可以算是半个阉党,但东林党并不恨韦宝,至少韦宝没有刻意针对过东林党,反腐都是全面对待,并不针对派系,不针对哪一个个人。

还有,大明朝的官场并不像后世,不能横跨几个部门,大明朝的管理有点乱,没有这一说法。

有的人兼任七八个职位都是有的。

大明王朝的官场来说,愤青、喷子太多,假道学。

当初张居正夺情时,个个群情激愤,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但到了魏阉专权时,也没见你死我活,不也无耻跪舔。

再说奇葩头衔,陆炳一介武夫,可以活着加封三孤加三公,独一份。

刘瑾,“立皇帝”,魏阉,九千岁,建生祠。

魏阉侄子魏良卿活太师,比肩张居正啊。

当然,魏良卿目前还没封伯爵、公爵,那要等到原本历史的几个月之后。

因为弄死了努尔哈赤,袁崇焕有功,魏良卿也沾了光,直接一路从伯爵到公爵连着跳。

像韦爵爷这种一上来就是侯爵的,在大明王朝历史上还是挺多的。

其实韦爵爷也没有什么拿的出的功劳,但仗着是英国公张维贤的女婿,又与东林党和阉党都有良好关系,势力不说多大,反正也不算小了,毕竟把持了一大片地方,属于京城实力派加上地方实力派的综合体。

加上控制了一个正二品衙门,弄个侯爵的名爵,也就不算什么了。

明朝的治理有个公认的大失败,纸币问题。

大明宝钞,永远神。

胡元发纸币还知道得有丝绸白银这些真玩意儿当准备金,大明发的宝钞纯粹是在发纸。

宋金发纸币还知道纸币用久了会磨损,国家得负责定期更换,顺便回笼一部分货币就当抑制通胀了。

大明发纸币之前满朝文武好像连一个知道纸币会磨损的都没有,啥时候给老百姓换废纸也是看皇帝心情,开开关关没个定数。

不过这还只能说是菜,毕竟对布衣将相来说理财不是本行。

理财官僚也需要传承,鞑元儒学是从程朱传下来的,不是这一路。

具体菜到啥程度,比如说宣德年间还有官儿建议说为了便利钞法,应该禁止民间以布帛米麦交易。

菜可以容忍,但坏就不行了。

宝钞应用的同时,禁止民间以金银甚至铜钱,哪怕是明朝自己铸的铜钱都不能作为货币来进行交易。

然而,在统治阶级中,白银一直在流通使用,比如说,捕鱼儿海战役后,朱元璋就赐给蓝玉金二千两,唐胜宗、郭英白金各一千两。双重标准。

洪武八年使用宝钞的时候,下令严禁民间造假币,谁向官府举报就有赏,赏金是什么呢?白银二百五十两!

合着朱元璋自己也知道宝钞不值钱。

这就只有一个解释,宝钞就是冲着老百姓手里的金银去的。

百姓用宝钞,你朱元璋自己用白银。

这种拿废纸抢贵金属的行为,这种垃圾货币大家能认才有鬼。

到太祖晚年的时候,宝钞已经贬值了十四倍,洪武八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贯,洪武三十年能换宝钞十四贯。

到了宣德七年更是白银一两换宝钞一百贯,正统元年白银一两换宝钞一千贯。

通胀还有一个附加恶果就是官俸。

虽然明代官僚工资历代最低,但按照洪武初年的标准,只要照数发给,还是多少够用的。

可恶就在于将俸禄里的粮食折合成宝钞,二分米八分钞,这八分钞是让百官喝西北风去么?

因为宝钞只发行不回笼,朝廷收税总不能收废纸吧?

结果社会上宝钞泛滥,国库里反而宝钞不足,大量靠工资吃饭的官员连宝钞都领不到。

当永乐宣德全盛之时,大明两京文武官员都能被朝廷欠了整整两年的俸钞!真是做法自毙。

官不聊生然后民不聊生,遂置于一切糜烂的境地。

韦宝不认为明朝是治理最失败的朝代。

正如黄宗羲后来悟出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

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由于对一切历史现象都从经济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渐不满。

因此,韦宝试图从具体原因入手,根据自己目前看到的情况,总结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

两线鏖战的困境。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宦官专权与党争。

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不良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至于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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