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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墓。

采薇子墓修建于上金公路旁一片桑豆混种的农田中,四周青山环抱。墓地建得较为简陋,没修墓道,需要穿过一片薯地才能来到墓前。新墓高约一米二,墓前矗立的花岗岩石碑上刻有“文化传播者——采薇子墓”及立碑年份,并无其他文字及墓志铭。墓地没有半点奢繁之气,其自然沉稳,毫不张扬的风格似乎更符合采薇子的隐逸之情。

关于“采薇子”其人,据绩溪县旧志记载,清顺治初年,有无名隐士由义子忠侍随来绩溪县上庄上溪山(今上金山)一带,衣衫褴褛,夜宿路亭,靠拾干柴煮野菜度日,偶尔入私塾作诗文,文字工整,文理深奥,多数不被人理解。有人向其索取诗文,不用草稿摇笔挥洒而就,自署“采薇子”。据此推测此人必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南明王朝旧臣。南明亡后不愿仕清而效仿殷商时期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野菜为生并作采薇歌的故事。后来采薇子父子定居余川村汪辅老家。康熙中期,父子相继去世,当地汪姓村民将他们葬于上溪山口。

乾隆初,当地文人汪云寻访采薇子故迹为其立墓碑,题“采薇子墓”四字。

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月下旬,胡适留江冬秀在家奉侍母亲,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胡适初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忙于教学、家庭和婚事,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不是很多,主要有白话诗《人力车夫》、《新婚杂诗》以及《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书》、《归国杂感》等文章。

年月,《新青年》编委会进行了改组,成员基本由北大教授组成,由胡适、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人。自当月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所有撰译稿件均由编辑部成员负责,不再接收外来投稿,而且从这一期起,全部刊登白话诗文。

年月,胡适为《新青年》写了篇长文,他在月日的家书中说“这篇文字将来一定很有势力,所以我虽吃点小辛苦,也是情愿的。”这篇胡适颇为自信的长文便是年月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文学改良刍议》算得上是姊妹篇,前者也是后者接续。

胡适所以写这篇文章如他文章中所说“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指旧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bsp&bsp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

对于&bsp&bsp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破坏性的“八不主义”即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建设性的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bsp&bsp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bsp&bsp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bsp&bsp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总而之言之,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接下来,胡适说“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

今天,回过头来看,胡适的这些话肯定是走了极端。虽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说明“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

是的,白话作的书不一定有价值,文言做的书就一定没价值吗?当然,胡适在这里是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和文言文相比,白话文肯定更容易表达思想和情感,也更容易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领会。

所谓人无完人,文章也应该是同样。但是,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的思想在当时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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