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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这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见面的时候,胡适拉着袁瓞的手,高兴地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要看你40岁以上啊!”
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的,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谈了近两个小时。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他重复几十年前的老话说:“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后来到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里新到了一批钴六十,可是太贵,诊治不起!
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医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却为一个刚认识的卖烧饼的小贩慷慨解囊,这便是“我的朋友胡适”。
那一天,胡适本想留袁瓞好好玩一玩。却恰巧有外宾来访,袁瓞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胡适呢,也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
那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怎么会一定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不过是胡适看到了芝麻饼,就想起了“我的朋友”袁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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