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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告知国臣民,要与列强开战,传旨嘉奖义和团为“义民”。
尔后派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
紧接着命令各省总督、巡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并特别强调“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同时命令将旧存的军械修理整备。
为了表示对义和团的优抚,还专门赏银十万两。
袁世凯在六月二十六日,接到朝廷仍饬孙金彪的三千人马火速增援天津的谕旨后。
奏称:“该军已往返奔驰千数公里,又经此炎暑酷热之际,不免疲病相乘。如再回援津,计程尚有八百余里,恐非一时所能骤到;即到,亦疲惫不支,虑难得力。……
“尤可虑者,潍县地方突有匪徒焚掠美国人教堂,并杀伤教民二名。胶澳德人于昨日分派马兵、炮队,这高密一带游戈,借护守各教堂为名,,意在窥伺潍坊。……
“若再分兵援津,恐未必有济,而转贻误东防。……况內地盗匪渐炽在在均需弹压,多处均嫌空虚。臣职在守土,存亡与共,如贪赴援他省之名,而忘本省设防之实,臣实有所不敢。……”
很明显,袁世凯想故伎重施,摆出一大堆情况,让朝廷主动说话,撤回成命。
但是,把持朝政的那些脑袋进水的人,哪还有心思管山东的事,只顾他们自己和京师的安。
严命袁世凯遵旨派兵,不得借端推诿。袁世凯没办法,不敢抗旨,无可奈何改派夏辛酉统带六营兵士北上。
对于朝廷命招集义和团御侮之事,袁世凯则上奏说:山东与直隶不同,良民“无心结团聚众”,“游手好闲者概系游勇、盐梟、马贼、土匪”,若招集成团,匪徒必定“公然啸聚”,“是未得御侮之实,而內地官民已先受其害矣,此不独使饷源必至断绝,而且造成腹背受敌,败可立待。”仍然主张“照章禁办。”提出:“延举公正绅士,认定举办团练。”
此前,袁世凯曾就朝廷的借义和团抵御列强之策,通过铁路大臣盛宣怀,向二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教。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
二江总督刘坤一是个有话直言不讳,敢作敢当,勇于担当之人。
在戊戌变法时曾旗帜鲜明的反对变法,也曾上书大骂康有为、梁启超为害朝纲。把光绪都带上了,惹得龙颜大怒。
慈禧听说后,别提当时心里有多痛快,觉得刘坤一实在是好样的。。
但事过不久,他同样把慈禧气得暴跳如雷。
在慈禧重新议政后,要废掉光绪,他同样坚决表示反对,而且以恐激起民变相威胁。
慈禧所以没敢一意孤行,列强的反对是一个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刘坤一等人的强烈抵制。
当袁世凯征求二江总督刘坤一的意见时,他马上明确表示,这是“伪招”,他肯定是不执行的。
张之洞和刘坤一不同,是官场上的老油条和不倒翁。在戊戌变法时,他本来是积极支持变法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曾是他的心腹。
只是看到风向不对,赶紧置身事外。
这一次收到此上谕,他当然能一眼看出这是昏招。但何去何从,他不敢擅自行动,于是,就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甲午战败,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成为众矢之的。
他有自知之明,事后自己主动找了份离京畿远的地方任职,当了两广总督。
当张之洞和他讨主意时,他的回答十分艺术,断定此上谕“系矫旨”,也就是说,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是“断不可从命”。
听了李鸿章的话,张之洞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当袁世凯请教他时,转达了李鸿章的话,同样表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
有了这些人的表态,袁世凯也知道怎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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