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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到上海活动,想给自己谋个军务次长的位置,结果没人理睬,失望至极。
筹建临时政.府时,中山先生刚从海外归来,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人事安排多由黄兴说了算。
当时,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等向孙中山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
但黄兴对首义诸公有成见,拒绝推介,中山先生也没引起重视。
在此期间,于佑任曾专门访问黄兴,提议应考虑武昌首义的同志,但黄兴一意孤行。
武汉的革命党人当然不满,讽刺南京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
当时,还有一些在南京的鄂籍军官,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阳新人石星川,营冈人夏占奎,本也指望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沒想到都一无所获。
对临时政.府用人不滿的人纷纷聚集到了孙式周围。
鄂籍的议员刘成禺联络这些失意的党人和政客,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在上海成立民社,拉起了与同盟会对抗的大旗。
那么多人提醒,中山先生没能引起注意,黄兴了解情况,但又固执己见。革命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了这些有今天而未必有明天的临时的职位,革命阵营却分裂了。
民社与同盟会,无论在纲领,诉求和奋斗的目标都没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只要是一方的主张,另一方大多就会反对,所谓,为了反对而反对。
可谓。江山还没打下,就急于坐江山。革命尚未成功,党人已经因争权夺势而分裂,实在是令人叹息。
那时,湖北人黄侃为上海《民生日报》经理,于是,《民生日报》便成了民社的喉舌。攻击同盟会,成了这个日报的一大特色。
比如,民社一成立该报就发表刘瑷的文章,文章提出:“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由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
把创立民国的功劳,归到了黎元洪和袁世凯身上。
同盟会的报纸不能不反击,这也就更加剧了二个政党间的矛盾。
民社的发起人除孙武和刘成禺外,还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宁调元,孙发绪等。
民社众人推举吴稚晖为总干事。
吴稚晖(1865年3月23日—1953年10月30日),名敬恒,字稚晖,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出生在江苏武进的雪堰桥一带。
民社中主事之人当属孙武,最活跃者要属孙发绪,黎元洪则是后盾。
不久,孙武又与刘成禺、唐克明、石星川等回湖北,在武昌成立分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在湖北分道杨镖。
黎元洪拨款三万,做为经费支持。
湖北参加南京参议院有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时与张是老同盟会会员,但都对黄兴的专横跋扈不满,倒向了孙武一边。二人成了民社在南京的代理人,南京这边有什么动静,通过他们,湖北很快就能知道。
于是,内耗和内斗就成了南方革命党人的一大噩梦。
湖北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军权方面,大元帅本来是在临时政.府没有大总统时,代行总统职务。按理有了大总统,这大元帅也就不存在了。但是,黎元洪不管这一套,有需要照样行使大元帅的职务,虽然这大元帅也实在没有什么权力和权威。
二是在财政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可谓身无分文,湖北军政.府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但因为是首义圣地,得到的各方赞助比较多。加之黎元洪管理和理财有方,比南京那边情况是要好很多的。比如上次,黄兴打了败仗离开,和黎元洪开口,尽管黎元洪那时也很难,还是一下子就给黄兴带走二十万。但这是那个时候,现在,湖北无论如何,不会对南京财政支持了。虽然,南京那边,特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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