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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在美国,护国讨袁军兴起后,他从美国到了日本,想找机会回国。

袁死后的六月十三日,孙中山发电黄兴,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电曰:“东京黄克强兄鉴:南军举义,多数揭去袁、复《约法》、召国会为目的。袁死,黎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兄见如何?”

黄于十四日复电曰:“中山先生鉴:电敬悉。南方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黎若能诚意实行,以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先生来电,主张息纷争,事建设,无任感佩!尚望主持,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尤所切要。”

和所有善良的国人一样,两位职业革命家也对国家能够走上和平发展之路,充满热望和期待。

黄兴回到了上海不久,民国五年的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倒,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途经上海去日本的蔡锷,两位元勋身体状况都很差,所谓同病相怜,相互叮咛对方保重。

但在蔡锷赴日后不久,黄兴竟在十月三十一日午后五时三十分与世长辞。

黄兴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出生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是北宋分宁双井黄庭坚的后裔。

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

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三十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

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0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同年十二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

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发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

同年回国。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

同年十一四日,他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七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曾先后参与或指挥了萍浏醴、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钦州、廉州、上思,云南河口、广州黄花岗等民主革命起义。

黄兴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九月十六日,折算公历则为十月二十五日,比孙中山小八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八岁。

说来也是一种巧合,他的一生好像都与十月有关。生于10月,殁于10月,成功于十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病也是十月。他死时才四十三岁,属英年早逝,实是国家损一栋梁之才。

黄兴病逝后,十一月一日孙中山致函海外各支部,通告黄兴逝世。

文曰:“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共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前月国庆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据云,尚可无碍。嗣后胸膈仍觉饱闷,至上月下旬,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三十日下午五时,忽又吐血不止,势极危急,由医注射,暂且止血。三十一日早二时,突再吐血,医再注射,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呜乎哀哉!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谨告诸同志鉴察之。孙文启。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

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十一月一日,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国。

函曰:“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车笠之盟,缟紵之好,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代主丧务,勉持大体,征名遍讣,恐有未周,诸祈见谅。”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

十一月二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主要为喉疾。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二十九日抵大洲驿,七月一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

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三十九度,夜不能寐。

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虽然在病重之中,仍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非他本人处理不可。仍抱病坚持任事,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

七月四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但却虚伪得很,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是因为离了他不行。其实,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你真的没那么重要。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就是祸国殃民,比如袁世凯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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