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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一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一电:“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龚心湛同时有一封电报给孟恩远说:“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
这些都是官话。
孟恩远也用官话答复:“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
他公开发表调职谈话说:“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他日必死炮火之下!”
北京政.府自然不愿意让吉林问题惹起兵戎,为了和缓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
郭宗熙自然不敢接受这个任命,孟恩远因此得意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
张作霖认为北京政.府太软弱,因此气得要调入关的奉军回奉对付老孟。
鲍贵卿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北京政.府调孟恩远率高士傧一师及吉军一旅入关,暂驻直鲁边境,孟恩远以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这也可算做两便的主张,地盘虽变了,军队还是孟恩远的本钱。
这个办法先不说孟恩远能否接受,就算高士傧师愿意入关,也要假道奉天,非但张作霖不肯让路,曹锟的直隶,也不肯划出防区。
鲍贵卿的办法也是行不通。
张作霖恼羞成怒,决定先除高士傧以迫使孟恩远下台。于是向北京政.府检举“高士傧组织护法政.府,与西南一致,请政.府明令讨伐!”
张作霖既然翻了脸,便决心用武,派第廿七师师长孙烈臣为东三省南路总司令,第廿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总司令,分南北两路夹攻吉林。
孙烈臣在开原设立司令部,其前锋开抵怀德,与防守双城的吉军相隔仅三十里。吴俊升部也由大贲向南推进,与防守农安的吉军相隔约百余里。
这时吉林方面也部署抵抗,高士傧在农安自称讨贼军总司令,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檄文。
张作霖则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孟恩远。
而东北已被日本视为掌中之物,正酝酿要扶植一个势力,把张作霖视为一个好对象,便在张孟之争中站在张作霖一边。
奉吉两军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日军突然出面阻止吉军在宽城子征发车辆,因此引起了冲突。
日军从中韩边境调兵五营到吉林,并且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华军退出长春周围三十里。
(二)伊兰、开原两地辟为商埠。
(三)日本人在伊兰有专办自来水之权。
七月二十一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到外交部向陈箓提出关于吉林问题的警告。
内政牵涉到外交,惧外的北京政.府只能下决心撤掉孟恩远,一连下了两道命令:
(一)谴责孟恩远抗命称兵,招致外国干涉,孟恩远草率肇事,不得辞其咎。
(二)高士傧违抗命令,着即撤职查办。
高部第一旅旅长诚明不战而降,奉吉之战还未开战,吉军就已失败,高士傧率部退守农安。
孟恩远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软了下来,七月二十八日孟恩和张作霖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看得太多了,现已说服高士傧了。”
二十九日,他电催“霆九兄(鲍贵卿字)速来长春赴任,本人负责令高士傧办理交代”。
八月三日鲍贵卿应召到长春与孟恩远商定,保护孟恩远安出境,对高士傧不究既往,对吉军所提军费一百二十万元不予追还。
五日,孟、鲍同赴吉林市举行交接仪式。
吉林便由此而落入张作霖掌握中。
吉林军人联名通电说以前反张宣言是奸人伪造。
八月九日高士傧书面向张作霖要请罪,有“生我者孟督,毁我者亦孟督”句。
张复函称高为“青年有为之士”。
北京政.府责成张查办高,张以轻描淡写的口吻了此公案:“查高士傧咎有应得,尚能悔悟,应予免议,所部旅团长一律撤差。”
孟恩远路过奉天时,张作霖设宴为之压惊。十三日孟抵天津,吉林问题遂完解决。
八月十四日,张作霖保举其第廿七师五十四旅旅长张作相继任廿七师师长,张焕相升任第十九混成旅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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