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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会”归根结底主要还是靠个人自律为前提,北大的腐败,不过是当时社会恶浊风气的一个缩影,想通过这样一个团体完全改变北大的风气,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按照中国道德文化传统,评价一位学者文人往往从道德、学问、文章三方面切入,而在其中,道德更重要。学问大,文章好,而如果道德缺失,会被认定是文人无行,这是最严重的批评。一般认为做人比做学问、写文章更难,也更重要。

这也就是说,类似于北大这样的学者文人的集合之地,“进德”还是有某种内在要求的。

所谓做总比不做好,北大毕竟是北大,有了“进德会”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等配套措施,北大的校风还是有很大改变的。

“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对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上个世纪之交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的口号,乃至到了今天还余音犹在。这个口号的提出者,是最先接受了西方新学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们不可避免受到西学思维的影响,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力图为东西思想做一个合理的定位。

问题在于,他们口中所谓的“中学”本质上侧重于“道”,换言之,注重的是世界观方面、修身方面、做人的伦理。而他们所理解的“西学”,注重的是“术”,注重做事的方式、科技的革新。

一个是如何做人,一个是人的技能,可以说,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修身的方面本就是“体”,而致用的方面本就是“用”。举例而言,一个科学家,他要掌握专业技能,但同时,他要有品德、理念、伦理观念。这二者毫无悖逆。

唯物史观早就正确的指出,一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也是要发生变化的,或者说也是要进步和前行的。这也就是说,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变化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就要重新规范人的行为。

必须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封建制度越来越走向穷途末日,传统的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也已过时。

加之鸦片战争后,泱泱中华大国,一直遭人欺辱,于是,很多人提出“中学”无用的观点。在学界,也像那些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而轻人文学科。

蔡元培的可贵,一方面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西方船坚炮利、科技强大,就像当时鼓吹“实业救国”“工科救国”论者一样,专注于理工。

另一方面,他没有像一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士大夫一样,认为不能因为西方科技发达、东方物质文明落后,就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和哲学也落后。觉着凡是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好的,在人文学科,没有学习西方的必要。

这其实是两个极端。

他对人文学科的重视,足以成为那个大时代的鸣奏曲中一个空谷回音般的音符,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这具体就体现在他对大学学科的定位上。

本来,北大的学科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可以说是高大全而没有重点。蔡元培任校长后,坚决主张将北大办成只包括文、理两科的大学。他在北大的学制改革方面首先是调整学科设置。这对一个大学的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将涉及大学的学术定位、思想文化特色的走向。

1917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议,一般的综合性大学只设立文、理两科,其他法、医、农、工、商五科则设立单独、独立的专科大学,如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蔡元培批评当时的高等教育过于模仿日本,既在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中除设立除文、理,同时还设立法、医、工、商等科,同时又有这几个学科的专科学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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