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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阙只是色目进士出身的淮西宣尉副使,不算什么大根脚,地位自然与淮南行省左丞相太平天差地别,因此太平一句“我还是扬州行枢密院的知院”直接把余阙的使者顶回去。
但是福寿作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地位只比太平稍稍逊色,而且他还是有大根脚的色目人,出身并不比贺惟一这个大根脚的汉人逊色,他派来的使者同样不客气:“贺丞相,国家让您坐镇扬州是为了总兵东南,行台现在危在旦夕,一旦集庆失守,丞相岂能独善其身!”
“太平”与“贺惟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太平”是真正的蒙古大根脚,而“贺惟一”只是一个有根脚的汉人,这也是太平每次任相都会遇到的麻烦。
虽然他的蒙古语比汉语说得还要好,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蒙古教育,甚至还有一个真正的蒙古名字,蒙古贵族任相也一定要同贺惟一搭班子,但他终究有着汉人血脉,总有蒙古贵族与色目蒙族想找出他勾结汉人、南人图谋不轨的证据。
因此太平也不得不透露真正内情:“我知道福寿大夫在集庆路十分困难,但朝廷之所以让我坐镇扬州总兵扬州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恢复海运。”
与明代不同,大元自国初以来都完全依赖海运糟粮,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粮食从江南运往北方,最多的时候一年要从江南运走三百五十万石粮食,这就是韩宋红巾军起义时“贫瘠江南,富称塞北”口号的来源,但也形成了华北、东北对江南钱粮的极大依赖。
至正十三年方国珍袭击刘家港之后,这条堪称大元生命线的海运线路彻底中断,虽然象贺氏这样的大根脚什么时候都是锦衣玉食,但现在的大都已经到了快饿死人的地步。
很多蒙古贵族不能理解没有海运之前,大都、上都一直是歌舞升平,只要皇帝一开心蒙古平民就能拿到不计其数的金银钱粮,而现在只是回到国初的情况怎么每个万户府、千户府突然快揭不开锅了。
但现在大元在北方遭遇的问题可不仅仅是快揭不开锅那么简单,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建立在江南的海量钱粮供应基础上,而江南钱粮断绝之后,北方已经陷入了全面统治危机之中。
朝廷根本没办法解决全面的钱粮危机,即使是察罕、李思齐这样的大元忠臣也一定要把地盘与钱粮掌握在自己手里,朝廷可不管什么饿死人的小事,人要这种国将不国的情况持续下去大元朝注定灭亡。
因此蒙元贵族才会派左丞相太平坐镇扬州企复海运,哪怕每年不能往大都运去三百万石粮食,但只要能解决一两百万石粮食的缺口,那依然是蒙元贵族记忆中的美好光阴。
御史大夫行台派来的行者大失所望:“既然要恢复海运,那肃清江东道的红巾贼便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能肃清江东道,海运即使能够恢复也是昙花一现!”
事实上,行台这边完全想不通在集庆路失守的情况下怎么恢复海运,虽然江东道只是提供了一部分海运粮食而已,但是江东道落入红巾之后代表整个东南都陷入战乱,但是太平却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海运恢复,关健在于两个人,第一个是方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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