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公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第六十二章:立邦之道,黄义明定南边,聊斋公,海棠书屋),接着再看更方便。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第六十二章:立邦之道
且说五伦邦战后第一届议政大会召开的当日下午,黄义明遇到了西洋女子齐安娜要求比武纳妾的趣事,处理完此事后次日,五伦邦战后第一届议政大会在邦主议政大厅中继续举行,会议的内容为六部尚书各自述职。
首先发言的是吏部尚书张万祺。张万祺说道:自经与缅邦圭道之战,我邦拓地三千里、增城十余座以来,我邦现已是地跨南洋万里,拥城五十座,人口数千万的大邦。要治理好如此大邦,如仍按在江心坡立邦之初,实行七城城长自治的方法显然已不行,因此根据邦主建议,我邦仿中原王朝三省六部国体,先设吏、户、礼、兵、刑、工为六部,集中管理全邦政事。其中吏部掌官吏任免,户部掌农业及工、商业发展,礼部掌科举考试与盟国往来之礼,兵部掌军队调动,刑部掌刑狱诉讼,工部掌土木建筑、水利工程。六部尚书任职,根据邦主当时提名,分别是:原好古城长张万祺任吏部尚书;原圭道城长程好义任户部尚书;原劳康城长孙员外任礼部尚书;原圭道城副城长兼城尉杨忠良任兵部尚书;原大戏台城长赵员外任工部尚书;原鲸山持法司司长杨展雄任刑部尚书。当时议及待立而未立的制度尚有三省制与御史台制。
关于“三省”制度,由于邦主认为五伦邦主与群臣的关系,并非如中原历代王朝的君臣关系,尊黄宗羲先生宏文《原君》与《原臣》教诲,当为师友共治天下的关系,立邦目的,并非是成为邦主个人产业,而是要为天下苍生谋福,实施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根据邦主的建议,本邦不设立“三省”制度了,仅设军机处,军机处设文职参军,以协调各军与六部关系。邦有大事,实行邦主与六部共议制,再遇大大事,则议政范围扩大至各军将军与各城城长。
关于御史台制度,邦主意见必须设立,设立目的,是为了监察六部、各将军府及各城镇官员履职情况,弹劾中央与地方失责现象。御史台最高长官为都御史,下设监察御史十五人。现邦主已提名原蝴蝶关城长海刚直先生担任都御史,海先生原职,已委派吾邦首届科举文考榜眼、原吏部文员孔兰馨去替换。此海先生是原是前明名臣海瑞的三世孙,明亡,耻于仕清,先是流落于江心坡一带教学,后被邦主聘为蝴蝶关城主。此海先生处事刚直,六亲不认,因此也请在坐各位回岗后,要各自谨慎履职。
言说及此,张万祺又道:御史台监督地方的内要内容,是看各城是否忠诚履行了好古城始订的城规。随后他叫上好古城城长高士生,让其宣读最初是由他与黄义明协商后,执笔所写的城规七条。高士生读道:
其一,好古城以儒家大同说为宗旨,为之立城规,设痒序,明教化,修孔庙,建岳庙,正人伦。
其二,好古城尊孟子民权说,重行“三堂会审”古法,民有讼事,许击鼓呜寃,必开堂公审。
其三,好古城维护全城多数人公利,反对少数人以一己之私,破坏公共秩序及卫生环境,因此颁禁犬令。但军旅不禁,盲人养犬导路不禁,但规定携犬外行必须系以绳索,以免伤人,便溺必加清除,以免行人误踏跌倒,有违令者必究。
其四,好古城以善良风俗化民,反对以郑风淫混社会风尚。为此设雅乐馆授民以乐;设四艺馆授民以琴、棋、书、画诸艺。禁女子“选美”恶俗;号召居户以参军助战为荣;以勤耕耘多交军粮为荣;以脫衣选美助淫为丑;以养狗扰民为丑。违令者严惩不贷。
其五,好古城践行儒家大同学说,为此设养老馆,使矜(同“鳏”,老而无妻者)、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高士生城长宣读好古城城规完毕,张万祺解释道:为何要强调五伦邦所在城镇均需遵循好古城规呢?这是为了加强全邦的政统一性。当年秦始皇一天下,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管理国事;在地方上废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即以秦文字为的,统一全国文字;车同轨制,定车宽以六尺为制,驰道和直道,标准皆一,一车可通行全国。又统一货币、度量衡,以便于全国经济发。又行“行同伦”制,即端正社会风俗,建立统一的伦理道德规范。男女之间相处,以礼为界,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此见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会稽刻石,其鞭笞当地盛行的淫风,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当时吴越地区男女之防不严的弊端。
秦始皇上举,实奠定其后中华两千余年政体格局,而非仅仅修长城、北击匈奴一条,因此被明学人李贽誉为“千古一帝”;唐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称之为“公天下自秦始”。这些评价都从正面肯定了秦帝国对后来中国统一,所做的历史贡献。今人在建邦立制时讲到秦始皇,不是要学他搞帝王专横、残酷统治民众的那一套,对此,邦主已强调我邦主与属下关系,是师友关系,是为共治天下、利百姓苍生而建。但今人要学习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一些好措施,即强调全邦的政治统一性,主动与中华传统政体靠拢,这样我邦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万祺讲完话后,接下来是户部尚书程好义登台发言。程好义说道:本人忝为户部尚书,主要职责是掌全邦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说得再通俗一些,是负责给百官发放俸禄。这样,便涉及到对全邦年财政收入的说明。
关于我邦年财政收人,在元帅征本帕山之前,我曾给元帅算了一笔帐,即仅以江心坡七城计,每城均有住户十万户,合七十万户,年可供库银七十万两。而江心坡一两黄金约可兑换十两白银,兑一百钱白银,兑一千文铜钱。一两银子约可购大米二石,一石米约二百斤,一两银子约可买四百斤大米。以一两白银作为一位士兵的全年口粮费计,外加军服,器械,马匹等费用,一位士兵的全年军费约折白银十两,也就是说:元帅养军一万人,需月耗白银一万两,一年当耗白银十二万两。而以我邦当时租赋收入折银计,不计各与国封邑所贡银粮,仅以江心坡七城年贡银七十万两计,即可养军5.8万人。
现逆伦邦已灭,以我全邦含各王妃或王后封地计,我全邦五十城年财政总收入可达白银五百万两,这五百万两白银用以养军(中央军与地方军),发百官薪俸,投资市政民生建设,给与国联姻换粮白银等等,已经足够。我邦库原积银一百万两,在剿灭逆伦邦后,又从敌邦邦库中获银两百万两,合三百万两。所以目前我邦可以说是府库丰盈。初步设想是以这笔库银赢余,建公共粮仓,抚恤在历次战役中死伤官兵,以及贴补各城镇市政建设之用,让有功将士退役之后有房可住。
关于我邦的俸禄制,根据邦主要求,仿中原王朝旧制,行九品十八级。各部尚书、各军主将、各城城主均拿二级,吏部尚书张万祺欲让邦主拿一级,邦主不同意,也跟着属员一起拿二级。各军副将与各城城尉均拿三级。城以下行政设区一律称镇,再下称乡。而新任镇长拿四级,镇尉拿五级。乡长拿六级,乡尉拿七级。而新任镇长、乡长与镇尉、乡尉均以科举考试中举的文武进士充任。至于七级以下至八、九级俸禄,皆由科举未中而充任各城、镇、乡之各级文武办事机构中的属员拿。但根据邦主的意见:九品十八级的薪俸待遇,级差不能太大,最末之从九品级薪酬,要保证吃喝有余,成得了家,结得了婚,生得了子。此外履职情况三年一考,合格者予以升级。即便是一辈子只当低层机构的办事属员,只要工作无失职现象,薪俸照加不误。而薪俸待遇,从从九级至一级间的差距,不得超过三倍。所以俸薪之间的级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荣誉。我邦薪俸实施原则是:谁都发不了财,但谁都不会饿死。要切实做到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房同住,齐心为民。
关于我邦的俸禄具体标准,比照现大清王朝官员年俸标准,其共由三部分组成:一品官员的俸禄正俸180两,恩俸180两,俸米360斛。一斛(Hú)米约折0.65两银子,也就是说一品官员的年为594两银子。二品官员正俸为155两,恩俸为155两,俸米为310斛,年俸合计为511两银子。三品官员正禄为130两,恩禄为130两,俸米为130斛,年俸合计344两。四品官员正禄为105两,恩禄为105两,俸米为105斛,年俸合计为278两。五品官员正禄为80两,恩禄为80两,俸米为80斛,年俸合计212两。六品官员正禄为60两,恩禄为60两,俸米为60斛,年俸合计159两。七品官员正禄为45两,恩禄为45两,禄米为45斛,年俸合计119两。八品官员正禄为40两,恩禄为40两,俸米为40斛,年俸合计106两。正九品正禄为33两,恩禄为33两,俸米为33斛,年俸合计87两。从九品和未入流正禄31两,恩禄31两,俸米31斛,年俸合计83两。
简而言之,大清王朝官俸标准特点有二:一是分三部分组成,支取甚烦;二是上下级差甚大,即从正一品至从九品之间,差距约为七倍之多,顶层富得流油,底层有可能食不裹腹,这样不好。我邦据邦主意见,薪俸统一折银计,领俸人所缺柴米油盐可自去市场购买。二是正一品定银与从九品之间的差距,不得超过三倍。亦即我邦正一品薪酬标准为594两银子,从九品薪俸为198两银子,较清廷正五品俸禄212两白银稍低六两。此后三年考级一次,合格者加薪一级,九品十八级的平均级差为33两白银。鉴于我邦主坚持不肯拿一级俸禄,要与诸军主将、各城城长以及各馆馆长,同拿二级俸禄,即拿511两白银,所以如有人薪俸是从从九品起拿,最终升至顶级,最多也只能是正二级。也就是说一个从从九品干起的普通衙门文吏,只要辛勤工作不出差错,一次考评都不缺,只要他干满五十一年工作后,也能拿到二级俸禄。
当然实行本纯计银俸禄制,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即我邦的俸银原则上是以上举我邦的平均米价作为基础。但米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丰年时米价低,你们的俸银更为值钱。但有一句话叫作谷贱伤农。所以诸位为官者届时应更为关心务农人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在灾年,因粮食欠收,米价会飞涨,你们的俸禄便会相对贬值。而见之于史书记载:在荒年时因粮食欠收,甚至有用一斗黄金方能换一斗米的事,所以说在丰年时,当多收购民间余米,建立我邦的公仓储食,到荒年时,再把米平价卖给民众,此时你们手的薪俸能也不会贬值。所以为了保证诸官员手中的薪俸银永不贬值,平日一定得关心我邦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
至于如何发展我邦经济呢?中华自古有两种经济形式,一种为小农经济,政府按每户人家占地多少及人户多少,征以一定数量的赋税或劳役。这种经济形式,政府可依据国家所掌控的土田与人户资源,大致评估出国家当年的经济收益,有一定的计划性,因此亦可称之为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源自中国上古曾存在的井田制度。此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孟子?滕文公上》又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地官?小司徒》又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就中国上古文献所记载的这种井田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当时的赋役制度为劳役地租,这种劳役地租的收取形式有贡、助、彻三种,共点皆为服劳役于公田,约收取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为公粮,其余则归农家自有。此如同孟子所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就这一制度的瓦解原因而言,是因为时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与牛耕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小农已有能力实行一家一户的独立耕种,不再需要这九种家共耕的集体耕作形式,于是便有了战国时期秦孝公支持下的商鞅变法(前356年,前350年),以及各国的变法,这种劳役地租性质的井田制被废除了,政府开始对独立的农家,征收一定的税赋(金钱)与劳役地租。而这种经济形式从古代一直延伸至今,典型案例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农田法。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发令:“凡农民家有四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吏要亲自督查,如果不中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朱元璋又下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每一百户农民要共种二亩秧,并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焼地,耕锅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等等。
而上举小农经济,以前又被称之为自然经济,因为其是建立在小农个体家庭自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其与上古井田制经济一样,由于政府大致可以依据其所掌握的土地与户籍人数,推算出政府的年度总收入,因此就本质而言,这种经济形式实则为一种计划经济。
而与这种经济形式相区别的是:中国自古以来还存在另一种经济形式,即工商业经济。其是非计划性的。如民众日常生活所需之锅、碗、瓢、盆、筷子、菜刀等等,这些东西原本非各级政府官吏所能预知社会之实际需求量,其皆出自于手工业工匠之手制造,再通过行商坐贾等种商贸形式,送至需家手中。说得再远一点,现在缅邦、南掌、金边、安南等友邦,按照联姻盟约,我邦每年要给其五万至十万白银,购买其大米,而这些友邦在收到我邦白银后,不一定存入府库,而是要用以购买我邦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对于这些友邦的实际所需量,我邦政府亦无法做出预测。
因此,对于民众或需方需要通过这种买卖交易形式获取的手工业制品,因其要通过市场、或经商家转手获取,政府无法事先知晓其社合生产总量,就这种经济形式的性质而言,其相对于小农经济的预知计划性特点,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对于这种经济形式,中国古代的传统称谓是工商经济。而如何对待这种经济形式,中国自古以来有两种政策,一是“重农抑商”。实行这种政策的依据是:商人通过经商过度谋利,会打击农民务农的积极性,而农业为立国之本。另一种政策是政府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其依据是西汉初年所实行的“黄老无为而治”政策,即任由市场的实际所需,来决定商品的价格波动,任其自生自灭,政府仅居中收取一定的交易税费。而自宋以降,因政府从工商业贸易活动中获利日多,有人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但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对大商人的袭断投机活动不加打击,任其自由泛滥,会严重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造成全社会的贫困。
因此,针对上两种经济形式的特点,要想使我邦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永立不败之地,我邦的立邦之基,在于寻找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既要积极扶持保证基本民生的农业,又要合理扶持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工商业,不使商人出自逐利动机随意涨价,牟取暴利而捐害全社会的公利,这样我邦便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至于如何才能寻找这两种经济形式的位合点,则是我邦今后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点。
户部尚书程好义登台发言之后,轮到礼部尚书孙员外登台讲话了。孙员外说道:礼部官署,北魏始置,隋朝以后成为中央行政机构六部之一,掌管五礼之仪制及学校贡举之法。而我邦设礼部,主要是为了端正社会风尚,凝聚人心,共建大同社会。而讲到礼,就要讲到乐,因为儒家从来都是礼乐对讲,如同先哲所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而在和平年代要治理好国家,需要礼,也需要乐。因此礼部的平素职是两大块。
一是讲礼。讲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区别上下级关系,由要行科举制,定九品十八级的官员从属关系,让政府官员各尽其职。否则全邦使无从管礼,各行其是。而搞科举考试制,行九品十八级官制,是让政府属员从心理上认可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并在行为上遵循政府官员的礼仪规范。而搞科举考试制度,是针对我邦官吏实际需求情况,每年或三年一举,量出为入,以补全邦官吏缺员。而上至邦府机构,下及地方各城、镇、乡,可将每年所需官吏缺员,及时上报礼部,以便确定我邦每届科举入选的人数。
而除设礼别异,以补我邦每年官史实缺人员外,礼部还有另一重要职责是求同,也就是要做到上下同乐,使我邦所有民众都诚心拥戴我邦的政治体制。这如同先哲所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人和而不流,乐肃庄则人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