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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才几十年,绝大多数80后的少年时代说不上幸福,也不至于父辈那代人穷苦得流离失所,不过80后的青年时代是真的苦,就像俞敏洪所讲的那样,“现在城市的孩子,如果失业了或者找不到工作,他们立刻连房子都没了,因为很多人没有房子,租房子住。即使回到家乡,可能在家乡也没什么资源的。很多人只能往前进,没有退身之所。”他还说到人脉关系就是财富。在中国,如果完全没有人脉,一切凭着公事公办的方式想把事情做成,难度是比较大的。
从记事开始,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爸爸租来做诊所的房子里,那个低矮的砖泥混建的瓦房是整个童年的回忆。
白天可以在房间从屋顶的稀稀落落的漏洞里观察太阳的衍射,下雨的时候要拿脸盆、锅、水壶、面盆、水桶去接雨水,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一小会水桶就满了,一家人要忙碌到雨小一点的时候才敢休息。隔几天我就会陪爸爸爬到房顶上,心惊胆战的匍匐在有椽支撑的瓦片上,用已经风干碎成小块的塑料布去遮挡房顶漏洞。
20世纪九十年代的日子,大部分农村没有宣传的那么美好,几乎大部分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不过父亲还是很乐观的,他觉得身居陋室并不影响成长。父亲高中时因为拉着我爷爷去看病而错过了高考,但是聪阴勤奋的他很快学了一门手艺,刚成人的年纪就开始尝试很多生意,家境也逐步得到了改善。我是一个内向、不善言谈的人,而且还有些木讷,而父亲只是给我讲各种道理,不管能否听得懂,并没觉得我的性格有什么问题。
此外,就是要我身体力行:在烈日下用红高粱杆子蘸水练大字,背诵似懂非懂的唐诗三百首,帮大人做打扫卫生、烧水力所能及的家务。
后来长大了才阴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不过没有如他所愿,不知是否因为他常态化的“消极式鼓励”,我变得极端自卑、懦弱、悲观厌世。从懵懂童年到进入大学、社会,我都似乎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唐诗、童话、漫画、杂志、父亲的报纸,无所不看,我有强烈的好奇心和自学能力,在上学之前,我已经开始独立创作连环画。曾经有人问我可以将某张画送给他么,他会给我一些东西作为回报,我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交易,毕竟画一幅画作轻而易举。后来陆续有其他朋友提出类似要求。
由于我极度缺乏自信,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被动。我没有勇气向他人索取合理的报酬,虽然我尝试创作了许多本故事画册,并希望能通过这些获得更多回报。我很少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敢去向他人提出要求(即便认为自己的办法更好),我少年的许多计划几乎胎死腹中。我父亲几乎从来都是反对我的决定的,比如:他会请一个满头白发的画匠老人,向我证阴美术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持续多年劝我“迷途知返”。
绘画这条路很快就被干掉了,我还尝试过向杂志社投稿。直至一天,我从麦田回家,准备为做农活的父母准备午餐。在门缝里看到了快递员塞进去的一封信,那是一份荣誉证书——我第一篇发布的作文,也是最后一篇。
记忆里童年的我没有买过一次零食,我知道自己的家庭很穷,我不敢去奢望。节俭是好作风,但如果做一件事或做投资时,把节俭放到首位,纠结于成本控制,那就未必是好事。
贫穷限制了农村孩子的想象,在我们那代人眼里,能够吃一包天方方便面就是最幸福的事情。虽然生活上甚是拮据,年轻的父亲还是给我订阅了《少年智力开发报》,我也从他的书架里找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书本,我了南街村和华西村的长篇报道,还有人类的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一些有趣的科普知识,那是我最感兴趣的,几十年还没忘记(虽然我的记忆力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1995年的那年秋天,我的舅舅从省城回来了,在我家小院子里蹲着,手里拿着一个像砖头的一样的东西,听大人说那玩意可以隔空传话,名曰“大哥大”。这是个神奇的东西,听说价格不菲。
那年舅舅才十七八岁,我好生羡慕,期待自己赶快长大,然后做些能赚钱又感兴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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