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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八日,凌晨,栎阳。
长公主没有召见周忠和李玮。刘放传旨,两位大人到驿馆休息,静候圣旨。
正如事前所料,长安的大臣们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张燕的胁迫,和张燕联手夺取长公主的权柄。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十四年前的洛阳兵变。当年董卓进京后,太傅袁隗和朝中大臣们也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帮助董卓夺职了何太后的权柄,废黜了少帝,重建了皇统,当时的尚书令士孙瑞甚至还借助《春秋》经义为废黜少帝作了一番辩解。
十四年后,这一幕再次重演,朝堂上的武人和士人再次联手,这是不是意味着长公主命在旦夕,大汉社稷将再次遭受浩劫?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将军了。当年何进被奸阉杀了,太傅袁隗以毫厘之差丧失了北军控制权,结果董卓进京,局势再不可挽救。今天呢?今天张燕同样控制了北军,但侥幸的是,大将军征伐在外,大将军手上还有最强悍的胡族铁骑,大将军还有挽救局势的可能。
丞相蔡邕病倒了,他强自支撑着身体,继续守护在长公主身边。虽然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但他不愿放弃,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心愿没有完成。他看完周忠和李玮送来的奏章后,沉默了很久。
朝廷现在要做的事,也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对于社稷的中兴大业来说,当务之急是限制长公主的权柄,最大程度地削减大将军手中的兵权,为小天子顺利主政打下基础。不出意外的话,六年后小天子就要主政,而这六年时间,将是决定大汉命运最关键的六年。此次长安爆发兵变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因为外朝急于削减大将军的兵权,想把大将军对社稷的威胁,对小天子主政的威胁降到最低,然而,事与愿违,大将军走了,北疆武人马上举起了屠刀。
北疆武人是军功阶层,是朝堂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现在成了阻碍大汉中兴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这道障碍如果不能妥善处置,不能让他们迅速融进朝堂,后果不堪设想。
自己一直试图把军功阶层拒于朝堂之外,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失败了。虽然军功阶层中的很多人都出身于黄巾,但他们现在是大汉的臣子,朝廷要正视他们的功勋,要把他们手里的力量转化为稳定社稷的力量。在如今对抗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在军功阶层要求进入朝廷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他们已经用战刀打开了朝堂大门的情况下,朝廷不管是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是投降也好,是因势利导也好,都要敞开胸怀接纳他们了。
大将军和军功阶层是一体的,两者之间的利益密不可分,这一点朝廷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朝廷一厢情愿地认为把大将军的问题解决了,军功阶层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这个理解大错特错。大将军是大将军,军功阶层是军功阶层,两者之间的利益虽然密不可分,但的的确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大将军不能代表整个军功阶层,大将军的个人利益更不能代替军功阶层的整体利益。
长公主和朝廷在这一点上完全理解错了,接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制定了错误的策略,以致于引爆了一场危机。
错误需要人承认,引爆危机的责任需要人承担,自己是丞相,当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不过,让自己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和朝中部分大臣为这个错误付出巨大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太傅杨彪、太尉荀攸和大司农李玮等大臣马上意识到了危机爆发的根由,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修正了朝廷的策略,并拿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
让武人入朝,和武人共理朝政,利用武人的力量,重新制衡皇权和相权,并迅速限制长公主的权柄,削减大将军的权力,确保将来小天子能顺利主政,确保中兴大业能继续稳定推进。
自己要离开朝堂了,活在世上的日子也不远了,在最后的这段岁月里,无论如何也要为社稷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长公主非常愤怒,她拒绝修改官制,拒绝削减中书监的权力,拒绝实行顾命制。
“传旨周忠、李玮两位大人,请他们回长安去,我不会召见他们。”
蔡邕、筱岚、刘放、孙资、黄岳五位大臣都没动。
长公主气得面孔通红,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怎么?你们也想把我囚禁深宫吗?”
“殿下,请你冷静一点。”蔡邕劝道。
“我还不够冷静吗?”长公主尖声叫道,“如果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这大汉的社稷就要毁在他们手上。我不会答应他们,绝不会。你们都退下去,此事就这么定了,无需再议。”
蔡邕没有走,长公主也没有赶他走。等到筱岚他们都离开后,长公主走到蔡邕身边,象孩子一样贴在蔡邕的背上,搂着蔡邕的脖子,无声哭泣。
“父皇好狠心,他把我赶出了洛阳,他把一个奄奄一息的社稷交给了我,我该怎么办?”
“殿下,你还记得先帝的遗诏吗?”蔡邕低声说道,“承担挽救社稷之责的不仅仅是你,还有大将军。”
“大将军……大将军比父皇还狠心,我好恨他……”长公主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叫他暂缓打洛阳,他就把陛下带到了洛阳,威胁我。我削他兵权,他就一走了之,故意逼着他的部下发动兵变。现在他还要杀我,他竟然要杀我……”
蔡邕长叹。“殿下,你想错了。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将军的处境比你还艰难啊。”
天子在渭桥遇刺是事实,张燕带着天子避难于北军大营也是事实。但北军出动了吗?张燕发动兵变了吗?没有。张燕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护天子的功臣,他没有任何违律的事实。
张燕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做出了发动兵变的态势,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兵变爆发的危机,不得不立即做出应对,于是长安事实上形成了兵变之局。但这时长安其实根本没有兵变,只不过形势上处于一触即发的险境而已。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
相反,何风拿着大将军的手令火急火燎地跑到了栎阳,保护殿下,确保殿下的安全,这是应对兵变的上上之策,但这时长安有兵变吗?没有。于是,何风这支军队的出动就构成了长安兵变,何风成了长安兵变的罪魁祸首。虽然何风军队的出动,暂时化解了长安一触即发的险境,给朝廷迅速做出应对赢取了时间,但他在北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在长安事实上没有爆发兵变的情况下,擅自出兵奔赴栎阳,这本身就是兵变。
长公主可以承认这道手令的效力,即使长安没有兵变,你也可以说是一次正常调动。但问题是,此刻形势变了,此刻北军有充足的理由出动了,不管你是否承认何风出兵合法,张燕都可以不承认。他都可以出兵,他的兵变变成了平叛,他的功勋更大了。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有罪的是何风,以及给何风手令的大将军。
何风的军队到了栎阳,朝廷蓦然发现形势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朝廷非常被动,为了阻止张燕以平叛的名义出兵,为了防止社稷遭受败亡之祸,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张燕坐下来好好谈谈。
这和当年董卓进京,太傅袁隗不得不和董卓坐下来商谈国事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太傅换成了杨彪,而威胁社稷的是张燕而已。
张燕为什么要发动兵变?原因很简单,大将军放弃了他们,拍拍屁股走路了,不管他们死活了。他们怎么办?军功阶层如何生存?他们要入朝为卿,要参与国政,但这还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
长安第二次兵变,司徒王允对武人采取了排斥和杀戮的方式,这告诉他们一个道理,要想保证生存就要掌握更大的权柄。但问题又来了。长安第三次兵变,李?、郭汜之乱,又告诉了他们一个道理,如果武人主掌权柄,完全排斥士人,会败亡得更快。前人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么今日军功阶层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全社稷,又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办法也很简单,以损失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为代价,最大程度地满足武人和士人的利益。
现在的形势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武人和士人坐到了一起,商量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个前提,那就是社稷必须越来越稳定,以便确保长治久安,国力必须迅速恢复,以便确保财赋进来越充足。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朝堂要稳定。当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恐惧,那就是双方没有信任。
当年洛阳兵变和长安第一次兵变,同样告诉武人和士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合作,要互相信任,最起码在社稷没有彻底稳定之前要尽可能齐心协力。这个道理来之不易,是用大汉十四年的灾难,是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双方如何取得信任?不可能,双方不可能取得信任。
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血淋淋的事实,谁敢信任对方?这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互相制衡,以互相间的权力平衡来代替信任,于是天子、长公主和大将军就进入了制衡之局。
制衡之局的关键是官制,但今日朝廷的官制是个畸形官制,大将军手中的兵权被独立出来了。因此要想实现制衡,首要之务是修改官制,而要修改官制,首要之务是削减大将军的兵权。
大将军手中的兵权太难动了。今天长安爆发的危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爆发。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如何削减大将军兵权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武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兵权本来就是和武人联系在一起,只要军功阶层出面,削减大将军的兵权随即不再是难题。
张燕制造了一场兵变的态势,逼得何风带着军队赶到了栎阳。这件事引出了一连串问题。
大将军明里放弃兵权,掉头走人,暗中却留下调兵密令,说明大将军已经预料到军功阶层要发动兵变。他掉头走人是逼迫军功阶层为他守住兵权。留下密令是控制局势,等自己回来挽救局势。也就是说,上至天子、长公主,下至朝堂各方势力,都可能会成为大将军保住兵权的牺牲品,军功阶层也不例外。
张燕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品,但从黄巾系目前在军中的实力来看,黄巾系将领极有可能成为大将军血洗的对象。于是他断然决定,和大将军决裂,帮助朝廷削减大将军的兵权,从而确保黄巾系将领的利益。
太傅杨彪、太尉荀攸、大司农李玮等人当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这份官制修改方案就出来了。兵权由天子、大司马、太尉和大将军各领一部,大将军率军征伐,仅拥有战场指挥权。
武人的分裂,军功阶层的分裂,终于让朝廷削减大将军兵权的心愿变成了事实。
大将军回来后,会不会答应?不答应,武人和士人就会联手对付他,朝廷就会一致认定他是长安兵变的策划者。大将军难道要和整个朝廷为敌吗?不会,他不会和朝廷为敌,更不会把何风和一万将士置于死地。还有更厉害的,现在天子在北军大营,长公主在栎阳,这两地都有大量的黄巾系将领,只要张燕一声令下,大家鱼死网破,全完了。大将军只能答应,虽然他在军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但张燕过去毕竟是黄巾军大帅,他手下的忠诚之士非常多,大将军没有把握控制全局。
如果让大将军在这种形势下交出大部分兵权,可能会激怒大将军,大将军愤怒了,后果大家都清楚。为了确保社稷的安全,为了确保大将军的利益不受损失,为了能够让他非常愉快地交出大部分兵权,朝廷只有损害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
但天子和长公主如果完全失去了权柄,其后果更严重。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皇权沦丧。这些年,长公主、大将军和朝廷都在想方设法重建皇权的威仪,如果此次皇权遭到了严重削弱,不但长公主不会答应,恐怕大将军回来后马上就要挥起屠刀。
于是,顾命之制出现了。在天子年幼时,由顾命大臣辅弼天子,自周就开始了。但顾命制实行一千多年来,其弊端很可怕,那就是顾命大臣篡逆,干脆推翻小皇帝取而代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后宫辅政开始取代顾命制,由此引出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本朝自高祖皇帝后,也是后宫辅政。孝武皇帝年轻时,饱受窦太后的掣肘,对此深恶痛绝,于是死前诛杀后宫,托孤于四大臣,但此后不再。光武皇帝中兴后,吸取了外戚王莽祸国的教训,严禁后宫外戚干政,但因为皇统屡出问题,这道律令随即被丢到了一边。
现在,朝廷再次提出顾命制,是有长远考虑的。
六年后,小天子就要主政了,为了防止长公主持续把持权柄,需要未雨绸缪逐步削减长公主的权柄,而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后宫制和顾命制并用,由长公主和顾命大臣一起辅弼天子,顺利完成权力的移交。
这个办法,显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除了长公主,而长公主的顾虑是什么,就是皇权和相权的严重失衡,就是顾命大臣的人选。
当今朝堂上,大将军权势最大,即使把他的兵权削减了,也无损于他的强悍实力。军功阶层过去都是大将军的属下,现在的分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将军故意造成的,为的是让他们离开自己的羽翼独立生存。军功阶层强大了,对大将军有益无害,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强悍的人物成为顾命大臣,而且是在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谁都会寝食不安,睡觉都不敢闭眼睛。
朝廷为了打消长公主的顾虑,一口气设了六位顾命大臣,这满足了朝堂各方利益的要求,同时也极大地削弱和制约了大将军的权力。
那么,大将军会不会很愉快地接受这个方案?答案是肯定的。
从此次危机的结果来看,长公主损失惨重,不过对六年后小天子主政有一定的帮助。大将军损失了部分兵权,过去他就兼领尚书事处理国事,顾命大臣这个身份对他在国策上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助益。
外朝拿回了所有的相权,外朝有六位顾命大臣辅弼天子,参予国政的决策。拿到了一部分皇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是,如果军功阶层大量涌进朝堂后,你再仔细研究一下外朝大臣的构成,不难发现北疆人控制了外朝,北疆的士人和武人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换一句话说,大将军的权势不是削弱了,而是剧烈膨胀了。
所以,大将军将会非常输快地接受这个方案。
“大将军既然愉快地接受这个方案,权势极度膨胀,他的处境还艰难吗?”长公主坐在蔡邕身边,苦笑道,“大将军吸取了当年董卓败亡的教训,把武人推上了朝堂,现在北疆人完全控制了朝政,避免了重蹈董卓败亡的覆辙,他还有什么艰难的?”
“殿下,大将军虽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方案,但他内心的惶恐,恐怕比当年的董卓更加不堪。”蔡邕叹道,“你想想,六年后,他的权势该有多大?他如何把军队交给天子?如何把手里的权力交给天子?虽然大将军正在竭尽全力扶持天子,但六年后,天子不过十三岁,他能有多大的威信?能有多大的功勋?天子敢收下大将军的权力和军队吗?大将军又敢把权力和军队交给天子吗?”
“你再想想,朝堂上最寻常的事是什么?权势之争。北疆人把持了朝政,北疆人高居公卿之位,他们还能齐心协力吗?北疆的士人和武人已经分裂,此次北疆武人的分裂也已成了事实,这么多势力同时冲进朝堂,怎能不天翻地覆?谁能镇制他们?只有大将军。但平叛大战迫在眉睫,征伐之事将接踵而至,大将军哪有时间待在朝堂上稳定朝局?朝堂上乱了,而大将军再也无力举起战刀了,因为朝堂上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是北疆人,都是追随他征战天下的兄弟,他还能象过去一样肆意杀戮吗?他做不到,但他又不能让这些人自相残杀,他该怎么办?任由中兴大业就此败亡?”
长公主霍然惊醒,恐惧霎时掠过了她的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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