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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3章电信和医药

萧宸出现在张毅承家门口的时候,张家大院外早已是张灯结彩。

张家娶媳妇,家里在西山的大别墅里里外外都挂满了红色。但大部分的来庆贺的人,都没有来到家中,而是直接去了酒店。

酒店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酒店,正是今年才开始正式招收会员的长安俱乐部,地点自然也就是王府井大街的长安大厦。萧宸在张家跟军委张副主席见了面,略微问好几句之后,便出门往长安俱乐部而去。

萧宸此时已经是长安俱乐部的会员――这话不是十分正确,确切的说,他是长安俱乐部的荣誉会员。之所以是荣誉会员,是因为他的“年消费能力”指标并未达到长安俱乐部的标准,但他的特殊身份又使长安俱乐部对吸收他成为俱乐部成员很有兴趣,再加上萧正本身就是荣誉理事,所以萧宸辗转就成了这里的会员。

进入长安俱乐部,首先会被它门口洁白的汉白玉围栏、气势不凡的“金銮殿”深深震慑。这件通体贴金箔的艺术品是按照故宫乾清宫龙椅1:1比例制作的屏风宝座,在其不远处即是一尊紫檀雕刻精美如意,同样价值不菲。

穿过宛如皇室大殿的俱乐部大堂,坐上电梯,可以到达地下及地上的不同功能分区,地下有康体中心和spa水疗中心,地上8层目前是京城最好的中餐厅之一“清樽红烛”。俱乐部9层是颇为地道的日式餐厅――日本桥,西餐厅、酒吧、雪茄吧和会员们光顾频率颇高的读书休息室,俱乐部10层是两块国际标准的网球场,能够眺望紫禁城,可谓相当奢侈的视觉享受。

身在长安俱乐部里会有一种感觉,大到地板墙壁,小到各种装饰品,虽然并不追求新潮,但呈现的都是华丽庄重的氛围,很符合这里会员的年龄身份定位。

当然,萧宸的年龄在这里就显得有些过于年轻了。

在京城的几家顶级会所中,长安俱乐部的会员活动应该算是最丰富、级别也最高的,活动主题从商务到休闲,迎合了会员的多方面需求。如每周都会有的经济讲座、养生讲座、主题艺术展览、音乐欣赏、旅游等,最热闹的当属国际一线品牌的新品发布会,几十甚至上百名会员聚在一起,是俱乐部内常常上演的欢乐盛事。

不过今天,这里的首要大事却是华夏党军委副主席、华夏人民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张永存之孙,潇南省委常委、潇南军分区司令员张德龄将军之子,潇南军区二炮某团团长张毅承的婚礼。

张毅承的新婚妻子,是中宣部王副部长的爱女,潇南电视台党委常委、副台长王婷。这二人经过几年的恋爱,双方都积极为家里解开当年老一辈的矛盾,终于在今天修成正果,圆满完婚。

今天的婚礼,基本上是圆满的,唯一的遗憾是双方的爷爷都没有到场。王婷的爷爷已经卧病在床一年多了,自然不可能来参加孙女的婚礼,只是送来了贺礼,一支他用过很多年的英雄钢笔,象征着他的祝福:希望他们的婚姻一路笔直。而张毅承的爷爷张永存上将,因为有着军委第二副主席的特殊身份,所以并不方便在这样的场合公开露面。军委第二副主席,在和平年代,就是一个军人的顶点了,因为军委主席必然是总支书兼任,而军委第一副主席也必然是国家副主席兼任。

萧宸是个不爱嘈杂场面的人,今天的张毅承忙得脚不点地,也没时间跟他多说什么。所以在婚礼进行完毕之后,用完午宴,他就自己来到长安俱乐部里9层书吧。几张巴洛克式的沙发和椅子,书橱里摆放着很多旧旧的俄版图书,报纸架上有《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经济学家》、《pbsp;world》等杂志,平时很多会员喜欢来这里看看报纸,读读书。最有趣的是,萧宸曾在书架上发现一排装帧肃穆的画册,翻开竟然是法语版孙悟空漫画。

很多非会员奇怪,作为国内最顶级的俱乐部之一,长安俱乐部在装潢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奢华,它的尊贵体现在哪里?

实际上长安向来坚持经典和低调风格,内部装潢和布置自俱乐部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变。其实长安作为顶级会所,它的尊贵是体现在秘密性上,这里的一切设施只对会员或者会员带来的嘉宾开放,如果你不是会员,走进大堂第一步,就会有服务员礼貌的拦住你――而即使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也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有人又奇怪了,门口的服务员能分辨出谁是会员,谁不是会员吗?长安可有两百多名会员呀,再加上他们的家人,能都记清楚吗?

但是,这里的服务生不仅认识每一位会员,还清楚记得他们的生日、爱好、习惯,以及太太和小孩的生日。

神秘的东西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长安俱乐部很少对外做宣传,但是外界又常常会流传一些这里的“秘密”。这是长安俱乐部的聪明之处,俱乐部希望保持它的秘密性和神秘感,因此极少对外宣传,新会员的加入也是由老会员介绍,即使一些入会细则他们也不会随便公开,只有在一定了解对方背景的情况下,才会提供给他。

很多后来的会员第一次来长安俱乐部都是以嘉宾的身份来的,比如萧宸上次回京城,就曾应一位朋友的邀请来这里吃饭,当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既不是俱乐部的室内装璜,也不是可口的美味,而是这里的服务生。他惊奇的发现,那个服务生不仅记得会员的称呼,还记了解他所有的饮食习惯,从他偏爱的菜品到不喜欢哪些作料,一切了如指掌。萧宸决定加入长安俱乐部,这不仅仅是尊贵身份的象征――他不需要用一个俱乐部的身份证明什么――他是觉得这样的服务才是服务的真谛。

有很多会员比较喜欢俱乐部举行的使馆活动和商务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商务社交平台,上亿元合同的洽谈成功也屡见不鲜,因此很多会员都认为长安俱乐部是签署合同的风水宝地。

但萧宸今天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看看报纸,其实也是一种奢侈。香港长城集团董事会李主席的二公子,香港电讯赢科董事会主席李可哲今天也来了长安俱乐部,而且他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萧宸。

李可哲出现在长安俱乐部的时候,萧宸是看见了的,不过当时他以为李可哲是来找二姐萧宛的,也就没有特别注意。如果是寻常人家出身,萧宸可能还要担心一下二姐会不会被占便宜,但以萧家的出身来说,他却是并不担心这一点的,李可哲面对萧宛,并不会有什么心理优势,也不可能胆敢对萧宛如何,当然,据说这位二公子的人品似乎也还算信得过。

但萧宸完全没有料到,李可哲会来找他。

这实在不奇怪,按照萧宸的想法,李可哲是搞电信产品和服务的,而萧宸跟他的事业毫无关联,相反二姐倒是电信局的,他们之间倒是可能有些共同语言才是。

“萧市长好雅兴。”李可哲笑着出现在萧宸面前,彬彬有礼:“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香港电讯赢科董事会主席李可哲,不知道萧市长现在是不是有空?……哦,我可以坐下吗?”

萧宸虽然心中惊讶,但脸色倒是十分平静,微微一笑:“李主席请坐。”

李可哲便笑着坐下,看着萧宸手里的报纸,忽然笑着问:“萧市长果然是一心为民的好官员,时时刻刻不忘华夏经济发展大事。”

萧宸放下手里的华夏经济报,微微笑了笑:“我们不叫官员,叫公仆。”

“公仆?呵呵,是,公仆。”李可哲并没有表现出大多数香港人对这个词的轻蔑和不屑一顾。

萧宸点点头,却没有再接腔,他想看看,李可哲今天此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想象像李可哲这种“分分钟几千万上下”的人,绝对不至于闲着没事跑来跟自己吹牛打屁。

“我见过一位萧市长在党校中青班时的同窗,这位官员――哦,这位公仆――他告诉我说,萧市长是一位博学多才,对许多跟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都有深刻理解的年轻官员。我对萧市长在朗柳做出的成绩,也是格外钦佩,所以今天不揣冒昧,前来与萧市长探讨一些关于电信行业的问题,不知道萧市长能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满足我的好奇?”

萧宸笑道:“一,我现在并不是很忙;二,我对李主席想问我的问题十分好奇……说到电信行业,李主席你才是专家中的专家,我纵然略有了解,又哪里及得上李主席的认识?当然,李主席若真想知道一些我的浅见陋识,我自当有一说一,不吝多言。”

李可哲就笑得更开心了,点点头,忽然问:“不知道萧市长对于我们国家电信事业的发展史可有了解?”

萧宸心里微微有些意外,但还是略微点了点头:“49年运动胜利之后的情况,我略有所知。”

李可哲笑了笑,道:“1949年华夏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地建设和恢复了京城至全国各主要城市的长途电信线路。1952年开始在全国主要干线上开通12路载波电话,60年代开始建设60路对称电缆载波系统1976年初开通了由京城到东方和临安之间的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系统。1975年建成600路及960路微波接力通信,线路长达1.4万公里,通达全国19个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担负了电话、电报通信、报纸传真和电视、广播节目的传送任务。7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光纤通信系统,并在市内电话局间中继线路上试用。随着电信建设的发展,社会对通信的需求日益增加,各项电信业务和通信能力有了相应的增长。

随着市内电话和长途通信网的建设发展,1976年在京城、临京、东方等八个城市之间开放长途电话自动拨号业务,到1983年底发展到26个省会城市及50个专区市之间开放长途电话全自动或半自动拨号业务。市内电话自动交换的比重逐步扩大,在1983年底全国262.2万门市话交换机设备中,自动电话交换机已占75.17%。公众电报通信已在东方、穗仙等5个城市装置了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转报设备。通过自动转报设备交换的电报数量占这5个城市总交换量的79.9%。在国际通信方面,已从短波无线电通信为主转变为卫星通信为主,在京城、东方建设了国际卫星通信地球站。到1983年底已与4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达电话和直达电报电路。

1984年4月8日华夏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于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卫星上的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随后,进行通话、广播和彩色电视的传输试验,图象清晰、声音良好。标志着华夏通信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1956年在全国开放了会议电话业务,可以在京城、省会、地区、县、公社(乡)逐级开放,也可以由京城或省会一次开到县(或公社)。60年代,在全国20几个大中城市开放了相片传真业务和13个城市的报纸传真业务。在用户电报业务上,从1980年的503户已发展到1983年的1373户。在数据通信方面,1980年已在全国60个城市间开通了一个低速数据通信网。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期间,开始使用连通20部电子计算机的中速(1200比特/秒)数据通信网。

20世纪50年代开始,华夏创立了电子工业和电信工业,陆续设计制造出各类电信技术设备。如电传打字电报机、传真机、长途和市内自动电话交换机、各种通信电缆和载波设备、微波接力通信设备、计算机控制自动转报设备、卫星地球站设备、光纤通信设备以及各种自动测试仪表等,基本上满足本国的需要,并为进一步发展电信事业提供了条件。”

萧宸听了李可哲的话,心里也不禁赞叹,此人绝非寻常公子大少,就说这么多数据他能清楚的记住,也是一大本事了,不由赞道:“李主席果然下足了工夫。”

事实上,萧宸对电信部门改革的了解恐怕也不必李可哲少多少,只不过萧宸主要关注的是94年之后这三年多来的变化。特别是权谋政策上的变化。

比如1994年3月,政务院要求进一步改革邮电管理体制。政务院批准的邮电部“三定”方案要求:邮电部要进一步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统一经营全国公用邮政、电信通信网和邮电基本业务,并承担普遍服务的义务。邮电系统继续实行邮电部和省区市双重领导、以邮电部为主的管理体制。邮电部负责对全国通信行业的宏观管理,统一管理国家公用通信网和通信业务市场。

1994年4月,总支书视察电信部门并作重要讲话。总支书视察京城国际通信中心时指出,发达的市场经济需要发达的通信网络为之服务。他还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邮电通信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通信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通信设备真是‘鸟枪换炮’了。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邮电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些成绩,党、国务院是满意的”。

1994年5月,邮电部门开展“树邮电新风,创优质服务”活动。在全国邮电部门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明服务活动,逐年制订阶段性目标,解决热点问题,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1994年8月,邮电部提出“联合投资、有偿使用、按资分利、照章纳税”的原则。邮电部门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合作,逐步形成了依靠政策筹资与依靠市场融资并存、以自筹为主的通信投资新格局。

1994年10月,邮电部作出决策发展gsm移动电话。gsm数字移动电话实验网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始建设,此后在全国迅速发展。

1995年4月,电信总局以“华夏邮电电信总局”的名义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其原有的政府职能转移至邮电部内其他司局,逐步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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