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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听到“政令不出中南海”还觉得颇为惊讶,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不仅“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句话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与此相对应,人们也看惯了“冤屈不出县区乡”这样的政治现实。许多人有冤无处申,正义无从显,“张x开胸验肺”让人目瞪口呆,“唐x自焚维权”接二连三,“孙x断指自证清白”亦非孤例。“唐x”、“孙x”、“张x”要想获得公平和正义,就必须以牺牲生命、残害身体作为代价。一出窦娥冤可流传千古,而“唐x”、“孙x”、“张x”事件之惨烈、之出离人伦道德却转眼泯然尘土,迅速走出公众视线,为何?原因很简单,窦娥冤在那个时代是少见多怪,仅此一列,所以让人惊心动魄、代代相传;“唐x”、“孙x”、“张x”在这个时代是多见不怪,此起彼伏,审“怪”疲劳,审“奇”疲劳,诸多“唐x”事件的效果便不免只是让人一惊一乍之后波伏水清。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在公众的潜意识里,早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下一个,下下一个,再下下一个,在等着他们的关注呢!
到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从其物质内容说,这确实是一个人类的社会,一个承载13亿人口的国家。可是从其制度精神道德层面上说,在某些地方它已经退化到丛林的社会,很难看到基于精神道德的规则而建立的规范,以及一个民众可以放心依赖的、公正地保证这些规范得以实现的公共强制力量,这个力量我们称之为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存在,可是民众直接面对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不仅不能保证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反而成为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大侵犯者。有的利益集团则利用政府的支持,明目张胆地掠夺、抢劫公民财富,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公众能够指望这样的政府站出来主持正义,提供保护吗?
萧宸心底里一直认为,华夏目前最大的危机并不是什么亚洲金融危机,也不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引起的外部力量实施围堵的危机,而是一些地方政治衰败的危机,是无政府的危机,是政府“苛政猛于虎”的危机。这就是这片“神奇的土地”之所以“神奇”的奥秘所在。“苛政猛于虎”的语出者孔子在今天为什么大行其道,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子在这个时代是以一个批判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孔子政治学说的最大特色就是施仁政、复周礼。他要求统治者和政府施行仁政,建立像周时代那样良好的政治秩序。
不堪的现实引导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统治者为什么能统治,被统治者为什么要服从?答案是:“保护――服从”。统治者为什么能统治,是因为统治者为被统治者提供保护;被统治者为什么愿意服从,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统治者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保护,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能够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联系孔子的主张,那就是“保护”提供“仁政”,“服从”产生“复礼”,因此生成政治秩序。无论中外,这是建构一套政治秩序的基本契约。虽然这个契约并没有明示,但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中是显然存在的。在“保护――服从”的契约中,违约者往往是统治者,所谓“官逼民反”是也。统治者不能提供保护了,苛捐杂税了,苛政如虎了,使被统治者不能安居乐业了,被统治者就没有服从的义务了,所以就暴动、就起义、就造反、就革命。
“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华夏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第二卷第275页)――毛主席的话言犹在耳,我们的一些党政干部的恶劣表现却已然让人不得不联想起这句话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境地?是中央的权威和民众的权利已然同时塌陷!
萧宸终于停止了不断的敲打,却转而拿起旁边的纸笔,写下了两行字:“民权救济威权,威权支援民权”。
人民争取各项权利的依据主要是中央通过的法律和政策,人民的权利得到伸张,他们伸张权利所依据的中央的法律和法律就能得到遵循;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得到良好的遵循,中央的权威不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了吗?中央的政令不就在这个过程中畅通了吗?反过来,当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和部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央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民众的正当要求。人们会看到,中央政府通过一次次案例似的冲突解决,通过这种案例似解决的示范作用,通过对于地方政府和部门不合理利益的打压,人民的权利得到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得到强化,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你到底是为人民说话,还是为党说话?”――这个不好笑的笑话也曾经深深地刺痛萧宸,尤其是在这一世,让他格外担忧。然而,调研心得写出来的今天,他终于可以轻松地睡上一觉了。
因为,其实中央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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