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6章 常委会前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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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6章常委会前的谋划

七月三日，星期日。四辆黑色奥迪轿车先后开进金宁太湖宾馆。从车上下来几人，在早已等候在一边的酒店服务经理恭敬地引进了大门。

几分钟后，顶楼一号白金vip总统套房的门被打开，四名年龄四十到五十不等的中年男子言笑晏晏地走了进来。房中的男子长身而立，跟他们一一握手。

“都是老同志了，就不假客套了，大家都随意坐下吧。”房中的男子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江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萧宸。

今天在这里齐聚的，也都不是外人，分别是常务副省长余可为，省委组织部长杨耀民，吴城市委书记陈伟波，梁溪市委书记赵介民，这四位清一色都是江东省委常委。如果再加上萧宸，那么今天这里已经差不多可以算半个江东省委常委会了。

江东省委一共十二名常委，其中有三人是市委书记，分别是金宁市委书记、吴城市委书记和梁溪市委书记。江东省一共有十三个地级市，分别是：金宁、吴城、梁溪、彭城、延陵、静海、港城、淮阴、盐渎、广陵、京口、海陵和宿豫。除省会金宁外，吴城和梁溪是经济最强的两个市，除了这两强之外，苏南还有延陵经常被与吴城和梁溪列在一起，称为吴粱延，也就是苏南模式的代表。而苏北经济很多年来落后于苏南，其中地位比较重要的是交通枢纽彭城和著名海港城市港城。彭城同时也是矿业大市，煤炭等储量较大，属于老工业基地之一，正处在转型阶段，去年萧宸还曾经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和振东办主任的身份前去指导工作。

今天萧宸等人赶在省委常委会之前聚会，自然是要为明天的省委常委会做准备。所谓准备，最关键的当然就是对明天将要讨论的几个人事任免和调动取得“内部一致”，按照官方说法，这叫私下交换意见。

“萧书记，这次一下子有七八个比较关键的职务要调整，我们可不能都给漏了啊。”常务副省长余可为最先笑着说话。

萧宸明白余可为的意思，省发改委主任梁必齐已经到了要退居二线的年龄，尤其是他本人身体不大好，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打报告表示自己不能继续留在一线岗位上工作了，对于他的位置，这次省委肯定是要调整的，但发改委主任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周省长对这个位置早已虎视眈眈，甚至李书记也有可能瞄准了这个位置。但余可为如果想在省府有足够的发言权，那么省发改委主任也是必须争取到手的一枚重要棋子。

萧宸笑了笑：“有些职务，要退下去的同志自己也是有推荐权的，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组织上一般是会认真考虑的。”

余可为一听，顿时明白萧宸的意思，萧书记这是在告诉余可为，关于梁必齐的让位，最好是要让梁必齐自己开口推荐一个他余省长满意的人，老一把手退下去之前的推荐，在组织上，那可一贯都是会得到重视的。组织上是谁？“组织上”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三个人：省委书记、党群副书记、组织部长。一个一把手位置的人选，如果前一把手推荐、组织部长核查、副书记也认可，那么即便是书记，也不好随便否决。

余可为于是满意地笑了笑，就没再继续说话。

这次说话的是陈伟波，他笑了笑，问道：“萧书记，听说省长那边打算让余正清出任彭城市委的党群副书记？”

“周省长是有这么一说。”萧宸平静地回答道，脸色自然。

陈伟波和赵介民对望一眼，笑道：“余正清，领导能力方面……这个位置，恐怕还要再斟酌一下吧？”

萧宸微微笑了笑：“是吧。”

赵介民也在一边摇摇头：“他可没有做党务工作的经验啊，在位周省长服务的工作中，主要接触的可都是经济方面的工作，我看他对经济工作可能有些了解，但党务工作……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更加慎重一些，书记你说呢？”赵介民没有在书记二字前加上萧字，按说一般只有正职书记，才直接称呼为书记，副职书记一般都要把姓加上。但赵介民自然不是没有常识，而是他曾经在萧宸当班长的班子里工作，当时萧宸就是市委书记，赵介民只是按照当初的称呼来叫。体制内很多规矩，其中过去的领导如果在大家都升官以后仍然是你的领导，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你继续称呼他过去的职务，并非是怠慢人，而是表示亲近的一种方式，此刻赵介民就是如此。

萧宸听了，微微点头：“我也是这样看，但省长那边这次非常坚决，上次书记碰头会，他就是为了这件事跟老杨拍了桌子。”

三人顿时朝杨耀民望去，杨耀民哂然一笑：“那余正清也不知道是给老周灌了什么迷汤，老周那天是很激动的，对此，我也比较好奇。”他顿了一顿，又朝萧宸笑道：“不过萧书记，我还是坚持那天的原则，彭城的党群副书记，不能交给老周，必须拿在我们手里。”

萧宸还没答话，余可为先表示同意：“我同意老杨的意见，彭城是苏北最大城市，是政务院批准的拥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是我们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和四个特大城市之一，也是新亚欧大陆桥华夏段六大中心城市之一和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东端一个人口超过三百万的特大城市。彭城‘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京沪铁路、陇海铁路、京沪高铁、徐兰客运专线在此交汇，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贯穿彭城南北，北滨微山湖。公路四通八达，北通京津，南达沪宁，西接兰新，东抵海滨，为我国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重要‘十字路口’。尤其是，去年彭城的经济增速全省第一，虽然总量上离吴城、梁溪还有较大距离，但在苏北，那可是首屈一指，这样一个大市，党务工作怎么能不交到党群书记手里，却交到省长那去了呢？”

萧宸听了，其实有些无奈，有些遗憾。官场历来就是人场，人场就是圈子，如同武侠里的江湖，江湖是什么组成的？自然是人，而这些人，又分成各个门派，一如官场人和他们的圈子。作为官场中一个大圈子内的一员，萧宸的身边也有圈子，而不论萧宸对圈子里这些同志推荐人的理由怎么无奈，他也必须要顺应这个规则，不能逆反，也无法逆反。就如同风帆战舰不能可能逆风狂飙一样，萧宸也反抗不了他自己所在的圈子。要想战舰能够逆风狂飙，只能把风帆战舰本身进化，成了蒸汽轮机战舰、内燃机战舰，那时候才有可能。现在，是万万不可能的。

这让萧宸又想起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操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始终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性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操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往往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于是，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报喜不报忧”，与上级交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性，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省以下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性之中。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性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