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六章 卧龙饮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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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好的”姜瑞元一听，忍不住频频点头。

1928年7月6日，姜瑞元采纳杨永泰的建议，带领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到香山碧云寺孙逸仙灵前，举行祭告典礼。姜瑞元在祭礼中充分作秀，他抚棺恸哭，热泪如泉，弄得其他人也频频落泪。

这样一来，姜瑞元通过祭灵大典，以“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统帅自居，凌驾于他人之上。

杨永泰为姜瑞元精心设计的这场“祭灵哭棺”之计，将其推到了孙逸仙身后唯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姜瑞元利用这种场合，强化了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地位。

紧接着，杨永泰为姜瑞元献上了他的第二条锦囊妙计“削藩推恩”，实质上是全力削藩，无恩可推。这一计最对姜瑞元的心思，并且见效也是迅速。

姜瑞元最怕的是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同属阵营的各地方势力迅速扩大。

杨永泰当时就对其说，唐开元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到了唐玄宗时，出了“安史之乱”，主要是由于藩镇割据。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向皇帝献策，要其“削藩”，顺宗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已经削不动了，最后，唐亡于藩镇。

今虽然天下将定，但是各派势力，特别是军事势力，仍各霸一方。大的势力，山西有阎锡山、河南有冯玉祥、两湖的李济深，还有四川的刘氏叔侄、广东的李万盛，若东北易帜，又有张汉卿。

在这种时候，杨永泰建议姜瑞元应该把这些人都调到中央当官，使他们脱离老窝，同时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强化中央集权制，这叫“离窝毁巢”，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活动的资本，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你这个主意好。但不好由我提出来，由我提出来，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必定会反对。”

“这有何难？”杨永泰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顾忌，说，“此事应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出面提出，因为他可以借口国家财力物力紧张，需要裁军，由他提一个请政府裁军的方案，这样才更有说服力。”

姜瑞元恍然大悟，兴奋地说对，让子文提出来，他人也不便反对。”

杨永泰乘机还向姜瑞元建议，若要把党权、军权全部抓到手，需要再来一个通电下野，因为这是以退为进的上等策略。

随着时局的变化，姜瑞元最终全盘采纳了这些策略，宣布第一次下野。但是，对权力魔杖的眷恋却令他难以释怀，顾盼留恋间显得患得患失。

杨永泰那时还特意向其打气总司令，诚如您所说，完成逸仙未竟事业，毋稍懈怠，责无旁贷。冯、阎、李三人如釜底游鱼，可以各个击破。平之则如清初削‘三藩’，削亦反，不削亦反。具体之策，永泰依然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第四集团军，经济手段解决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政治手段解决第三集团军，以外交手段解决东北军。眼下，党内无人能替代总司令的特殊地位。”

说到此，杨永泰几乎是以斩钉截铁的口吻断言道去职与复职不过是一个戏法，当务之急是裁军削藩。”

姜瑞元至此深以为是。

经过华联的入湘作战大战，以及后续的中原大战，还有东北张汉卿易帜，杨永泰为姜瑞元谋定的“削藩推恩”奇招终于取得全面胜利，使得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

逐鹿中原的游戏结束后，姜瑞元把目光投向了武装割据的红门领导下的各赤色根据地。他亲自坐镇南昌，对赣南、闽西的中央赤军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已经担任姜瑞元幕僚长的杨永泰，作为首席智囊也随同参与戎机。

姜瑞元建立的南昌大本营是一个集权的宝塔尖似的指挥机构，总揽党、政、军大权。每天各方汇总而来的文件堆积如山，各种公文盈案累牍。

杨永泰见状，便像清廷军机处的领班大臣一样，先阅览各种来文，用10到100字概括要点，又拟定出上、中、下三个方案附于公文之上，供姜瑞元选择。不仅减轻了姜瑞元的负担，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军政大计，令对方大为满意。

苦心换来了回报。1932年，杨永泰又被姜瑞元任命为南昌行营秘书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炙手可热。

当时党所有的重要军政文电，都必须先经杨永泰过目，再由他作为“二传手”转递给姜瑞元定夺。甚至连一些军政要人来南昌面见总司令，都须经杨永泰定夺。

姜瑞元在“围剿”各苏区赤军时，常因收效甚微而迁怒部下，轻者处分，重者枪毙。杨永泰对姜瑞元常加劝解，有时还私自扣下一些判处死刑的“手令”，待姜瑞元怒气消后再加以挽救。

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是杨永泰挑唆姜瑞元所为，因而更加衔恨于他。

杨永泰百口莫辩，他宁愿受屈，也不让姜瑞元的尊严受损，可谓是恪尽人臣本分。有时，秘书陈方为了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姜瑞元的“手令”给军官们看，借以说明真相。

杨永泰得知后，严肃地对陈方说让他们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自居，过则推诿。”

对于杨永泰的忠诚，姜瑞元心知肚明。但他不想因为杨永泰而招致众多其他亲信的不满，因此当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姜瑞元便对杨永泰暗示，请他辞去秘书长一职。

杨永泰不明就里，公然明确表示此时不可以离开委员长左右。姜瑞元也只好让他继续留任。

消息传回广州，华联内部也是一片愕然，对于杨永泰之死，一是觉得可惜，而是则有欣喜。此人一除，军就等于失去了大脑，平常之事倒还可以群策群力，但若遇机要大事，难免会有失着。

但姜瑞元的失误，与华联正是好事，自不必忧虑。

不过此风不可长，暗杀终不是正道，更是难免让人有着兔死狐悲之感。彼此或有政见不合，如果一味诉诸行刺等手段，未免太过下作，更会引发恐慌和不必要的死伤。

就算是以暗杀起家的党，现在内部也是收敛了许多，不会将这种手段用于台面人物的身上。

对于此次暗杀的势力背景，不仅政府在关注，钟泱也让周华彻查。不久之后，真相便逐渐浮出水面。

党内各种内部暗杀已经成为习惯，自汪兆铭被刺之后，在1935年12月24日有金陵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寓所后门外被刺身亡。

而今政学系“灵魂”、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码头遇刺身亡。这是此时震惊国内外的两次暗杀事件，对于是谁组织的这两次暗杀行动，一时莫衷一是。汪兆铭虽然被刺，但侥幸未死，所以无法与这两件刺杀案相比。

由于政学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为世人注目，因此，外界普遍都传闻是cc系所为。实际上，这两次成功的暗杀事件与cc系并无关系，而是一个存在很短，且独立行动的秘密小团体“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之所为。

随着地宫情报人员调查工作的深入，党党国教育体制下衍生出来的许多类似的拥有狂热信仰的黑色地下组织，也不断出现在钟泱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