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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姚大膀便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什么都沾,读几天私塾认得几个字,却把那些打家劫舍的草莽绿林记在心中,常常宣称自己要当“强人”,其父一气之下,疯了,不久即辞世。
当时姚大膀才16岁,父死后,失去家教,更是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一次乡邻蔡建狗偷了他家的牛,姚大膀得知后,一气之下,顿生杀人之念,找来一支土夹板枪打死了蔡,之后与邻近的姚国安、姚本富合伙,投奔晃县大土匪唐大王、唐青云,开始了为匪生涯。
为匪之初,姚大膀自感羽翼未丰,不敢在乡里行劫,便跑到邻近的贵州掳抢,得到一笔横财后才返归故乡,之后便把家搬迁到湘黔两省交界的方家屯扎下来,并在当地置地买田、修屋扩院。这一时期,姚大膀匪业日盛,手下已发展到200人枪,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了地下兵工厂,以扩充实力。
1918年姚匪势力渐强,龙溪口商号为笼络他,委其担任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趁机营私舞弊,壮大队伍,然后把人枪拉走,与玉屏土匪曹云周合股,驻扎进玉屏县城。
当时的北洋湖南省政府在拿他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只得对其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玉、万联防办事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然而他在队伍得以扩大,武器准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匪业。
1926年,北伐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膀便率匪兵投奔,封为陆军新编第10师1团1营营长,在骗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最高当局为了剿共需要,又一次对姚部实行招抚,委其为“晃县铲共总队副总队长”。那里想到这个野惯了的家伙,在次年7月,再次拖枪上了山,当他的山大王。
在湘西土匪中,姚大膀实实在在是土生土长,又很少见过外地的世面,他终年在山里转悠,以山为依托,以山民为“衣食父母”,以打猎为乐事。故时时离不开大山,到外面招安厮混一阵,总觉得“还不如我们的山里快活”,又回来当山魁。国民政府以及湖南省政府多次招安,却屡招屡叛。最后,无奈之下准备对其匪部进行改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始终不愿离开他的“大山”,真乃野性难驯。
民国二十九年,国民当政府派陆军独立第1旅3团对其实施清剿,但姚大膀尤如狡猾的狐狸,致使清剿接连失败。清剿部队损兵折将,丢失不少武器装备不说。反倒是增强了他的实力。
此人与古丈张平、芷江彭玉清和怀化中方的曾庆元,以及瞿伯阶和常德的彭春荣并称为湘西六大匪首。如今张平被刘家辉击毙在老巢。彭玉清被萧明长途奔袭击毙在自己的喜宴上,彭春荣也在张平毙命的当天被许洪亮击毙在常德西南的洞溪至清浪之间的一个山洞中。头上挂着一个联防队长头衔的曾庆元带队赴安化整编的时候,与其他匪首被刘家辉集中枪毙。
在瞿伯阶下山投诚之后,如今昔日闻名湘西的六大匪首只剩余这个狡猾成性,为匪40多年的姚大膀。也许是兔死狐悲,也许是自己狡猾的天性。这个姚大膀知道自己无力与进剿大军对抗的他,将手下人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缩小目标。自己只随身携带几十名枪法最好的贴身护兵活动。
经过一月清剿,刘家辉亲自指挥的进剿部队利用分进合击,拉网盘查的战术虽然击毙俘虏姚大膀所部五百多人,并占领其老巢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但是却始终没有抓住这个姚大膀本人。
虽然刘家辉采取了归寨并村,坚壁清野的办法,但是这个家伙却依靠之前储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准确藏匿地点的粮食,依旧在山中顽抗。特别是在其分散活动的部属,逐一被剿灭之后,他的活动更加小心。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
在几经进剿无果之后,刘家辉改变战术,除了采取高海宽剿灭瞿伯阶所用的三面合围一面压迫的办法,将姚大榜活动区域划分成小块拉网排查逐次搜索,并布告重金悬赏之外,同时抽调了比较熟悉山地作战的手枪团的一个连,由熟悉土匪活动规律的洪升带领,带足干粮和饮用水进山,采取发现一点踪迹,穷追不舍的办法。
即便是多管齐下,对这个几乎终生为匪的,现在已经六十一岁却身体依旧灵活,还能箭步如飞的老匪首的围剿也持续了将近两个多月。直到上秋才在凉伞一带将其与其身边在多次围剿下,幸存下来的三十多个护兵一同击毙在一条河边。
随着姚大榜的被击毙和高海宽在武陵山北麓的大规模清剿的结束为代表,刘家辉组织指挥的这次历时近五个月的大规模的清剿算是告一段落。
经过五个多月的大规模清剿,28集团军以伤亡两千多人为代价,共计击毙俘虏成规模,三十人以上的土匪武装共计三万余人,成建制将那些半军半匪的白天是所谓的自卫队、联防队等地方武装,晚上又摇身一变为匪的官匪缴械两万多人。击毙大小匪首四百余人。另外,刘家辉在这次清剿结束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集中优势兵力,依靠强大的火力,将聚集在永顺一带的湘西土著武装神兵全部缴械,并亲手枪毙了芷江黑帮老大杨永清。
此次剿匪28集团军共计收缴各种长枪四万多支,短枪一千余支。其中甚至包括上百挺轻机枪。各种口径弹药六十余万发。各种金银细软总价值达数千万现大洋。
另外还有被这些土匪或是强买或是干脆霸占的各种上好田地数万亩,还有数量巨大价值上千万大洋的当地称之为黑金的鸦片,并铲除鸦片田万余亩。对于28集团军来说这次剿匪也算是发了一笔横财。
对于这些被俘虏或是缴械的的土匪,刘家辉除了将所有匪首,无论大小一律枪毙之外,对普通匪众,从其中选出匪年龄短的,身体强壮,特别是不抽大烟的青壮两万余人。
以其中一万人经过整训后补充进部队之外,以另外一万人组建了六个补充团。其余匪众除了杀掉一批民愤极大的之外,每人由原籍所在乡里作保,发给十块大洋的安家费以及分给从匪首手中收缴上来的两亩田地之后,全部遣散。
至此湘西境内除了还有极少数的散匪活动之外,已经没有大股土匪。通过这次清剿,特别是在安化大规模杀匪事件之后,刘家辉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刘人屠。”这个名号直到几十年之后,还让湘西的老人,特别是那些参加过土匪的老人一提起来还浑身发抖。
在清剿土匪的同时,刘家辉将湘西各专区原有的保安团全部打散,重新整编。对所有军官进行培训,不合格者就地免职。对那些与土匪相互勾结的一经查出,严厉处罚。
对经过整顿之后所却的军官,全部通邮28集团军抽调退伍老兵担任。对各保安团中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特别是那些抽大烟的一律优厚发给遣散费之后,全部遣散。所有缺额,重新征集。至于警察那一块,他不想去得罪目前掌管全国警政系统的那位军统老板,便将警察的问题移交湖南省政府自行处理。
到1943年11月,刘家辉上报军委会,湘西已经无匪可剿。刘家辉这次将湘西的土匪可谓打扫的虽然不能说极为彻底,但是却也让湘西的地面,直到28集团军撤离很多年以后,也再没有在出现过大股土匪。
在长达五个月的剿匪战斗中,28集团军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战果,基本上肃清了湘西境内的匪情。但是通过这五个月基本上全部是山地作战的战斗中,刘家辉也发现了自己部队存在的不少弱点。
首先就是山地战中的后勤问题。湘西山区地形复杂,道路情况虽然不能说极端恶劣,但是可以通行汽车的公路并不多。特别是部队的主要作战地域,公路更是少的可怜。
而在28集团军的部队中,由于在缅甸会战中缴获和补充了大量的汽车,而过于重视机械化补给手段,减少了马匹的数量,造成了补给手段单一。在很多汽车达到不到或是开不进去的地区,除了少量依靠轻型吉普车有限的运输量进行补给之外,所需要携带的弹药及补给,大部分只能依靠人挑肩抗。不仅浪费的大量的本来可以投入作战的兵力,改行挑运物资,还严重的限制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这一点刘家辉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他在部队调整过程中,过于重视机械化补给,而忽视了中国交通的落后性。这个年代的中国交通不是他在后世所面临的四通八达的公路可以相比的。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山区,交通条件极为恶劣,大多数地区运输还是依靠原始畜力,甚至依靠步行,也就是交通基本靠腿。通公路的地区并不多。这严重的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刘家辉在出战缅甸之前,战区司令长官曾经提醒过他,要多收集马匹。是在会战后期,得到了数量巨大的卡车之后,刘家辉却忽视了马匹在作战中,尤其在交通不便地区中的作用。在部队调整的时候,大幅度的削减了部队中马匹的数量。造成了部队在汽车无法通行的地区,物资只能靠人挑肩抗。
第二点就是部队在此次剿匪作战中,普遍存在着轻敌的思想,在湖北作战的时候老毛病又犯了。认为在缅甸七个装备精良师团的日军都被打败了。这些装备残破的土匪又有多少能耐。
战略上的不重视,必然导致战术上的轻视。在进攻某些土匪固守的据点的时候,很多部队连最基本的战术都不讲,即不做战前侦察,也不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而是一窝风的向上冲,结果在这些土匪准确的枪法之下,造成了很多本应该避免的伤亡。
第三点就是各部队浪费弹药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按道理在补给困难的时候,在作战中应该注意节省弹药,特别是在对手火力不强,机枪等自动火器数量极少,主要依靠步枪进行精准射击的情况之下,更应该注意要节省弹药。
但是各部队在此次剿匪过程中,弹药浪费却异常严重。曾经有部队在面对已经被自己合围,人数不到五十人的小股土匪,集中山炮、迫击炮和重机枪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火力准备。
仅仅迫击炮弹就打掉了近一个基数的炮弹。更不用说轻重机枪打起来,向泼水一样全部使用连发。似乎机枪上的点射功能不存在一样。在对被围土匪进行围歼的时候,动不动就进行长达半个小时的火力准备,也不管自己对手有多少人。
甚至有个别部队在完成任务撤离的时候,为了避免麻烦,不想将挑过来的弹药在挑回去,在撤退之前,故意将所有多余的弹药全部打光,还美其名曰,节省士兵的体力。
28集团军此次剿匪打出去的弹药,几乎够其他一个集团军参加一场大的会战作战消耗的。而这被打出去的弹药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白白的浪费掉了。而缴获的武器弹药,抛出去不能用的,远远比不上消耗的。
第四点,除了少数部队之外,参加清剿的大部分部队这次显得不适应长时间山地作战。除了最基本的阻击和迂回包抄之外,其他山地战科目明显显得比较生疏。甚至出现了在山地作战急行军的时候,有大量掉队事件发生。这在以前,对擅长使用长途奔袭战术的28集团军来说,简直是不可能想象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与在缅甸会战中老兵损失较大,部队中新兵比例过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与日常训练中的不足未必没有关系。这些新兵不少已经训练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在此次清剿行动中却依旧表现不佳,这不能不说明28集团军在训练中出现了某些问题。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个别部队在进行清剿的时候,虽然没有其他部队在剿匪的过程中,指鹿为马,诬良为匪。以借机敲诈财物的事情发生。但是却出现了违反纪律对匪属进行吃拿卡要的行为。尽管数量不多,但是也严重的影响了28集团军在湘西群众中的形象。另外还有对俘虏态度粗暴,没有命令随便枪杀俘虏中的重伤员。
这些还都是在这次清剿中暴露出的所有问题中比较普遍的问题,还有其他不少问题或是还没有暴露出来,或是出现问题的部队不多,只是个别出现,不具备普遍性。
在参加清剿的各部队退回原来驻地之后,刘家辉针对清剿中出现的问题召开了师以上军事会议。在会议上,刘家辉首先对自己削减马匹,过于重视汽车补给,轻视畜力补给的问题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但是在自我批评结束之后,刘家辉就这次清剿中出现的问题,严厉的批评了几个参战部队的师长。特别是28集团军一贯的轻敌毛病和浪费弹药的习惯。除了没有参战的预备90师、暂10师和独立170师之外,其余的几个师长,被他训的灰头土脸。
在刘家辉看来,后勤的问题比较好解决,但是思想上出现了问题,就很难完全解决掉。后勤上出现的缺乏驮马的问题,可以通过收购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反正这些马匹是用来驮东西的,又不是用来作战马,完全可以从云南、贵州、四川收购滇马和川马进行补充,甚至湘西本地就盛产这种马匹。
作战会议之后,刘家辉立即命令周俊杰大量收购滇马和川马,里争在短时间之内给每个师配制一个拥有300匹驮马畜力运输营。以解决目前后勤补给过度依赖卡车的问题。虽然要完成这个数字有些困难,但是并不是办不到的。军委会对战马的流动限制比较严密。但是对于这些不能充当战马的驽马,管理的并不严格。更何况在这次清剿行动中,28集团军还从土匪手中缴获或是没收了近500匹这种马。
战术上的问题和其他摆在明面上的问题好解决,但是思想上出现的问题却不是可以轻易解决得了的。尤其是28集团军作为常胜军心中已经存在的根深地步对自己的对手,包括友军看不起的轻敌思想却是在短时间之内难以解决的。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才有可能改变。对于28集团军轻敌,已经习惯性的看不起自己的所有对手和友军,这个刘家辉已经多次强调却依然没有改变得了,实际在缅甸会战后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的毛病,刘家辉有时候也颇感觉到无力。这也许可能就是一支常胜军所固有的傲气吧。
尽管知道历史上应该在这个时间爆发的常德会战,因为现在的敌我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湖南境内已经没有日军据点,而不可能发生。但是刘家辉也知道目前中国战场上的平静也只是暂时的。
日军虽然已经没有可能在直接进攻常德,但是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甚至也许就在明天,日军会进攻另外一个地方,长沙、岳阳或是宜昌都有可能成为日军最新的进攻目标。所以在完成对湘西土匪的清剿任务之后,刘家辉并没有放松对部队的训练。
不仅没有放松对部队的训练,还针对清剿行动中出现的不足,增大了部队的训练强度。特别是山地战训练。在刘家辉看来,即便是还有不长时间就过去的1943年是平静的,但是在日本人颓势会更加明显的明年,大仗还是不会少的。特别是那场让中国军队极度蒙羞的豫湘桂会战,在日本人急于打通交通线的情况之下肯定会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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