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架感言·通俗文学的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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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学的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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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为西方语境下的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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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发展史因民族而异，文学史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自然也因民族而异。

就以英伦三岛为例，20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文学史研究主要以半王室赞助、半教会赞助的模式为导向，并不以大学为根本的权威研究机构进行主导。因此，英国的文学史在其近代国人眼中被分类总结为了一部诠释凯尔特、盎格鲁萨克逊、诺曼和大英民族的民族叙事历史，以及一部诠释德鲁伊教、凯尔特基督教、天主教和国家教会的宗教叙事历史。

这便是一种典型的西欧文学史观，将‘民族交流’和‘宗教迭代’视作推动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史观的一大特点便是：他们对文学发展的总结具有明显且强烈的滞后性。站在东亚文学、美洲文学以及东欧文学等等其它文学界的立场来看，这显然是受王室和教会所赞助的研究机构们为了“反哺”赞助人，而将文学发展牵强附会于民族和宗教的结果。

那么，文学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呢？

答案是市场。越是久远的古代、识字率越低，自然就会导致文学的消费者群体越小、越封建化、越政治化。而越是当代、识字率越高，自然也会导致文学的消费者群体越大、越开放化、越市场化。

然而，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尽管如今的文学已经高度市场化，但负责研究和总结文学的权威机构却并非如此。

还是以英国为例，其最权威文学研究机构——皇家文学学会早在19世纪初便成立，而其“王室出资金、教会出宣传、学者出稿件”的合作模式更是远早于此年代之前就已经形成。

结合我们上文所述西欧文学史观的滞后性，就显现了一个荒唐的场面——在英国人引以为傲的维多利亚时代，当美国、俄罗斯这些在大英帝国看来的国际爆发户和土老帽们打通了民间文学和学院文学之间的隔阂、用先进而开放的文学观接手了文学发展的先锋旗帜之时，高贵而悠久的英国文学界还在以‘通俗且庸俗’的高傲心态，否定着市场、否定着消费者选择的新文学——美国、俄国在19世纪获得“国家颁发的荣誉赞美”的草根文学家，可谓一抓一大把。

而在英国，也就仅有查尔斯·狄更斯、柯南·道尔这些极少数的“市场销售与民间人气，同时大满贯！”的天才作者，能幸运地在有生之年获得英国权威文学研究机构的“荣誉认同”。而像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玛丽·雪莱、阿瑟·梅琴等等的，现今我们认为在科幻、惊悚、超自然题材上的文学先驱名家，其实都是在20世纪中叶，才逐渐获得英国权威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换个说法：“主流学界”）的重新审视、吸纳、赞美——在此时间点之前，这些先驱开拓者的作品尽管能在英国市场赚到钱，但在英国文学界的眼中，尚不过是‘通俗作家’的庸俗把戏罢了。

至此，用于否定新文学的通俗文学定义，同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西方语境下的通俗文学定义，终于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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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俗的先锋性又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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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异于同时期的英国文学界，对于面向小地主、小业主、白领、工人乃至农民的新文学，除了‘捍卫大地主和资本家利益’所表现出的天然立场以外，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和俄国文学界的主流声音，普遍还是对这些新文学投以‘承认的态度’。

细论例举，诸如普希金、克雷洛夫、爱伦·坡、爱默生等人——这些直面大众市场的作家不同于那些协会作家——他们不以协会荣誉论资质、不以协会典礼做宣传、不以协会人脉当靠山。能否为‘下沉市场’的广泛读者群体，带来值得、值得购买、值得信任的作品，便是这一批先锋作家（以当时的视角而言）生存的基石。

因此，他们跳出了迂腐的声韵、结构和所谓神圣价值，转而深耕起叙事、修辞和直面读者的体验。而历史事实则证明了，奠定如今文学技术框架的是他们；解决消费者晦涩、不快乐、门槛高、等等难题的也是他们；使文学成功商业化、让【基层作者】得以养家糊口的还是他们。

归根结底，只有作者可以在公平的环境内、为了自己的收益而去市场中陶冶磨炼时，实用的新鲜技术才能得以催生。因此，这些在协会、在官方、在学阀们看来通俗无用的文学创作，才是真正为了生存而直面消费者、而进化、而引领时代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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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代**网络通俗文学的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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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首先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并非是“一个作者的一份定稿”，而实际上是**古代民间无数的“二次创作者”，基于书商和个人的需求，从‘母本’开始不断迭代、进化、合订而成的，基于【民间视角】而非【官方视角】的通俗文学消费品。

因此，我们在研究、夸赞、喜爱这些传承自**古代历史的文学名著之时，切不可忘记：它们先是通俗的文学，然后才成为了名著。

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最为广泛的人民群众无法对一篇故事/一种范式/一类题材，主动形成群体性的记忆、主动翻新、主动二次创作，那它本身就缺乏市场前景，它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