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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局座重用罗泽谦,进而威胁到他的地位。就像当初,局座安排宋鹏到情报处一样,孙明华整天坐立不安。至于打听军统内线的事,是不是因为好奇?”朱慕云说。
这个时候,他给孙明华辩解,其实显得苍白无力。而且,还会越描越黑。每一个情报员,都有一颗强烈的好奇心。可孙明华作为情报处长,他的好奇心必须深深地埋在心底。否则,就是别有用心。
“前一点你说得不错,但后一点,怕是没这么简单吧。你把孙明华的档案调来,我要好好看看。”李邦藩说。
“孙明华的档案,没有局座的条子,我可领不出来。”朱慕云说,局里这些处长的档案都是机密,没有李邦藩的批准,他无权查看。
孙明华的档案,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古星没被日军占领前,他就已经是警察局特务处情报科的科长。
可是,军统在古星的活动很早,早在军统特务处时期,古星就有军统人员的影子。1932年7月,驻古星的豫鄂皖三拾剿匪”总司令部内设第三科,专职情报特务工作。同年,湖北省保安处设置谍报股,负责古星及鄂境的情报特务工作。
1933年5月,南昌行营调查科在古星设湖北站,以湖北省保安处谍报股作为掩护机构;1934年8月改为南昌行营特务处湖北站,全站的外勤人员40余人。
1937年9月朱育鲁升任站长,以湖北省保安处第四科作为掩护机构,在鄂西设分站。在巴东设办事处,在鄂中、鄂南有行动队,在古星设有古星一组、古星二组、古昌组、古阳组。1938年古星沦陷前夕迁往恩施。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特务机构外,军统还有很多秘密人员。比如说,警察局、城防司令部、警备司令部,都有军统的人。
那么,孙明华会不会是军统的人呢?孙明华的档案上显示,他一直在警察局任职。从30年开始,刚开始搞侦缉,后来才专职情报。1932年,豫鄂皖三拾剿匪”总司令部三科设立时,孙明华曾经有段时间与三科来往密切。
还有曾山,他为何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新四军的消息?是因为早在“剿匪”时期,曾山就派人打入过共产党的部队。那么,曾山是不是军统的人?孙明华作为他的亲信,是不是也替军统服务?一直到现在,孙明华是不是依然如故。
李邦藩马上把曾山的档案也调了出来,曾山的档案比较简单。借调到政保局后就不说了,在此之前,曾山也一直在警察局任职,长达十二年之久。但是,在档案上,曾山与古星的特务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显然,这是不正常的。曾山能派人打入共产党内部,如果跟特务机构没关系,打死他也不相信。况且,曾山一直是警察局的特务处长。
“‘公鸡’、‘公鸡’。”李邦藩望着曾山的档案,喃喃的说着。
“局座,你的意思,曾山是‘公鸡’?”朱慕云诧异的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朱慕云觉得,如果一定要给“公鸡”找个替死鬼的话,孙明华是最合适的人眩但他现在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朱慕云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考虑的,“公鸡”参加军统才几年时间,还有邓湘涛发展的。可是,这些情况,李邦藩并不知道埃他只知道,“公鸡”是潜伏在内部的军统高级情报员。
“公鸡”能潜伏这么久,靠的是什么?一定是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掩护身份。能让所有人对他都不会产生怀疑,这样的人,政保局适合条件的有多少?孙明华当然符合,可是,曾山似乎也有可能。
“谁都有可能。”李邦藩看了朱慕云一眼,或许,整个政保局除了自己之外,就只有朱慕云是值得信任的。包括曾山和武尚天,他们作为政保局的副局长,也可能有二心。甚至,他们一直就在为重庆服务。
“这太不可思议了。”朱慕云毫不掩饰他的惊讶,朱慕云从来没听说过,曾山可能是军统的人。当然,曾山肯定不是“公鸡”。
“谁能想得到呢。”李邦藩叹息着说,当然,这件事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上海的特工总部不会认可,宪兵队的本清正雄,也不会支持自己的想法。
“这段时间,你多与孙明华走动。他不是对罗泽谦的事感兴趣么,那就让罗泽谦到情报处。”李邦藩说,原本,他打算安排罗泽谦到绥靖公署,给罗泽谦找个闲职挂起来。
至于熊秉厚和汪永华,按照李邦藩的打算,也要调离政保局。军统过来的人,可以用,但不能重用。留他们在古星,真的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冯梓缘或者杜华山,让他们去古昌或者古阳,是比较合适的。
可朱慕云提供的消息,再加上看了他们的档案后,李邦藩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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