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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此文为今天书群里书友们讨论中总结而来的,书友风中之烛的解析精辟独到,所以乌梅特别请他写了篇短文与书友们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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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克上的战国里提“武家栋梁”是不是食古不化?

看书这么久,发现有不少兄弟对乌梅固执地坚持传统,强调家名、源流、血脉传承之类的东西很不理解。甚至认为在这样一个农民都能当上关白的“下克上”时代里着墨于这些内容而觉得不合时宜。兄弟手贱,自忖对乌梅的一些想法略有些了解,就说这么几句。

开宗明义,我认为乌梅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原因如下:

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必须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中古时代的日本是典型性的封建制国家,自镰仓时代确立的“武士分封制”,其实是一套将“奉公”义务和土地捆绑的大体系,既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更是社会组织形态。

我们所熟知的战国印象,其实是来自于信长彗星般的崛起和猴子由农民之子到天下人的飞跃,再加上“下克上”的频发,很有一些旧制度瓦解,新时代来临的活跃气势。

但是,这种印象未必是全面的。

因为信长和猴子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依靠的是“开国”、“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冲击了旧的封建耕战体系,以一种类似于中国的半集权流官制体制,建立了庞大的直领,压服其他封建领主。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当时日本经济处于特殊的时期离不开的。对于任何中古国家来说,农业经济能够承担的基层管理者的数目都是有一个阈值的,地侍分封的体系,在长达数百年的裂变中,已经将经济发达地区的“隙地”填补得差不多了(在中国春秋,就是“野”),甚至出现了大量溢出于原有体制的人员(这一问题,江户幕府前期也一直头疼)。

这种脱离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大量出现,刺激了社会和经济的“虚伪活力”,“兵农分离”、“奉行制”等等脱离旧体制的组织手段不断地在各个武家被发明出来,就是对这种“活力”主动把握的表现。

但是,日本的农业、农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变革,仍旧是类似于18、19世纪俄罗斯所流行的“村社制”,控制和生产组织,还是中古的乡村自治,不可能迸发出超越时代的经济活力和供养更多的脱产人口。

所以,信长和猴子终归只能是过渡性的角色,类似于陈胜、吴广为汉帝国“驱鱼”,因为他们走得太远,这有点类似于恩格斯说的,革命总会比实际需要走得远两步,然后再退回来一步(原话记不清了)……他们中枢的力量完全是在旧的传统规则之外随心所欲,而旧体制下的大名们,则需要不断应对他们无限权力的要求,而这种权力又严重缺乏合法性,完全是力量对比带来的镇压。那么,为了改变力量而产生的蠢蠢欲动也就毫不奇怪了。

制度这玩意儿,不是手里拿着棋子随便摆弄,法度,规矩,需要他的合法性基础,乌梅现在做的这些,就是在历史上、血缘上找到了合法性基础。试想,如果这个东西不重要,老乌龟又何必千方百计地寻求源氏的出身,打出源氏的白旗呢?

最后,我举个例子:战国时代,多少传统血统贵族被打落在地。但是,秦统一天下之后,分崩离析,为什么蹦出来的起义军,最后经过整合之后,大股的几乎全是六国后?

别忘了,秦始皇早已把六国王室都迁入了咸阳,留在关东,只能是旁支。就是这些货色,搞出来多少反秦的义军?这就是社会认同和基础。

本书时代的日本是一个长达千百年的贵族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心理影响,又会是大呢?还是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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