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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回纥种种隐忍退让的行径,让朝廷找不到借题发挥、继续压榨其生存空间的借口。
不过就算没有后世的记忆作为判断的依据,李潼也清楚这些胡部眼下的恭顺仅仅只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隐忍求全而已。一旦实力有所增长,野心自然也会流露出来。
像后世中唐时期,安史之乱搞得天下不安、盛世夭折,朝廷内忧外患,除了要应对国中遍地的藩镇之外,还要对抗占据陇右的这一大敌。而那时的河曲之境也绝对谈不上安宁,回纥也站在后突厥的尸骨上正式崛起,趴在大唐身上拼命吮血以壮大自身。
那时候的大唐四处漏风,面对回纥各种蛮横勒索,也只能保持忍耐,除了厚币贿结之外,还试图将其他胡部势力引入,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对峙制衡。
但在本身实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勉强玩这些平衡手段,也只是饮鸩止渴而已,又养出了贯穿晚唐、五代乃至于宋的沙陀武装与党项势力。
这一次回纥新任首领不愿参加朝廷在骊山举行的演武,虽然言是要为其父守丧,但想也可知是不想过分受制于朝廷,留守部中希望能借着河朔方面大将更替之际谋求什么利好。
李潼虽然无意大用兵于河曲,但当然也不会任由回纥作弄心计。在将手中籍册翻看一番后,他便又抬头望向刘幽求并说道“由仁愿坐镇河朔可否?”
原本历史上,张仁愿就是在三受降城扬名。所以在考虑契苾明的继任者的时候,他自然便想到了张仁愿。
刘幽求闻言后也沉吟片刻,然后才开口说道“张仁愿于东北诚是功勋卓著,定乱有术。但其人性厉寡恩,善征少恤,兼贪功若渴,若用之河朔,恐此边不复安宁。今突厥颓顿于漠北,诸胡未称大患,朝廷盛兵常驻彼方,也与圣人大计有悖啊。”
李潼本就是有些不确定,所以才以此询问刘幽求的看法,听到刘幽求并不认为张仁愿是一良选,心里便也放弃了这一打算。
倒不是说张仁愿能力不够,而是相对于河朔眼下所需要的,张仁愿的能力太强了。若真将这家伙派往河朔,其人未必甘心仅仅只是维持契苾明原本的局面,肯定是要进取为先,分分钟有可能直接率领大军远征漠北的突厥余孽,未必会专心经营河曲方面的胡情局面。
眼下的突厥虽然的确实力大损,但漠北之境地远寒荒,也给其提供了广阔的纵深空间。眼下朝廷还并没有做好大举回军北进的打算,一旦贸然扩大攻守形势,极有可能就会虎头蛇尾、劳而无功。
除了担心张仁愿过于激进、不能控制住战略局面之外,李潼还有一点犹豫,那就是对张仁愿后继的任用问题。东北历练数年,虽然让张仁愿锋芒毕露、积功极盛,但其性格中的一些负面元素也加倍凸显出来,在朝野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对于张仁愿这样的名臣,李潼自然是另眼相待、不失包容,但也并不意味着会无底线的纵容。观其眼下言行间所流露出的心态,也的确不太适合再直接放用镇戍、担任一线的统军将帅,留其在朝一段时间,处理一些省司事务,既能让浮躁的心境沉淀下来,看待事物的角度也能变得更加宏阔。
而且,李潼早就有将军务独立、创设枢密使的打算。此前是担心朝中、特别是宰相们抵触情绪太大,再加上一些相关事务还没有铺垫成熟,所以只从侧面进行一些改动。
在经过两年多的内外休养之后,条件也算是初步成熟,李潼便打算进行一下实质性的推动。而张仁愿就是他心目中所属意、第一任枢密使的人选。
如今朝中勋功盛壮者不乏,像是已经归朝的黑齿常之、娄师德等,还有一个连续三年主持武举的王孝杰。包括李潼原本的那些潜邸旧人们,也都逐步成长起来。
不过想要进行这种高度的结构改革,资望方面的要求极高。黑齿常之蕃将立朝,虽然勋功威望足够,但这一身份或会被人加以利用,抨击枢密使的设立乃蕃将乱班之阶。
至于娄师德,则年事渐高,不堪任繁,从河北返回长安后便担任门下侍中,偶尔坐直政事堂,与转任中书侍郎的姚元崇并为政事堂两大权重宰相。
王孝杰这家伙,虽然这几年主持武举成效还算不错,可一旦枢密院设立起来,势必要掌握更多的枢机秘要,而且会与政事堂的职权产生一些重叠摩擦。
若双方事务上起了冲突,王孝杰一个按捺不住,直接瞪眼说这是圣人的意思,你跟圣人理论去。这也不用怀疑,是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状况。
李潼虽然要搞军政分离,但也不可能直接插手堂院之争,所以枢密使的选择就要慎重,既要镇得住场,敢与政事堂分权竞争,还要确保行事不失条理,将竞争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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