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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恩俸”的数字,并非完全比照俸银。关卓凡的想法是,金字塔上部的稍少一点,金字塔下部的稍多一点,就是说,把大家的距离拉得稍近一点。
至于闲散宗室,人数庞大,但真正过不下去日子的,毕竟是少数。补贴也好,贷款也罢,实际支出不会太多,而且,一定是“严格审查”的。
闲散宗室也有相当的影响舆论的能力,但并不直接掌握话语权。对于这部分宗室,主要是邀买名声。
“奉恩基金”的发放,是有一定的弹性和条件的。比如,每个月发放“恩俸”的数量不是恒定的,“基金”收入多就多发,“基金”收入少就少发,“基金”没收入了,就可以暂时停下来。
某宗室如果受到朝廷的处分,也是可以“停俸”的。
和“双俸”一样,“奉恩基金”的“恩俸”,也可以不要。比如,某宗室如果反对新政,就有人会问一问你,要不要“辞了这个恩典”?
所以,支持还是不支持“新政”,大伙儿看着办吧。
如果每年花个一百几十万两银子,就能买个耳根清净,就能避开改革的种种阻力,值不值呢?
国家每年虚掷在“将养八旗”上面,要两千万两;即便省下一半,也是一千万两。
上海关的关税,一年超过一千万两,一百多万,不过上海关年入的一个零头。
所以,太值了。
实际上当然不会那么美妙。最有能力影响政策和人事的宗室,比如恭王和几个铁帽子王,并不见得在乎这点钱,不会为了这点银子改变自己的基本政策取向。
可有人在乎。在乎的人数还不会是少数。对于一些低阶爵位的宗室,一年多个几百两银子,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反对新政,就是反对他们的荷包。在上位者,不能不虑及“民意”啊。
还有,也不见得不能用经济手段,对宗室里面的几个大头子施加实质性影响,无非在哪个工矿里面给一点干股就是了。
这样。“新政”和旧统治阶层一定程度上就绑在了一起。
当然,最大的“赎买”对象,其实还是紫禁城里的那两位御姐。这个,关卓凡已经成竹在胸,另做计划了。
这是旗人的“上层”,至于拿来开刀的旗人“下层”。关卓凡认为,阻力不会像文祥等人想象的那么大。
当时的旗民,由于朝廷的奇葩制度——旗人除了当兵。什么事情也不许做,因此常常是一大家十来口子人,全靠一个当兵的一个月几两饷银过活,许多人家生活极其困苦。
北京还稍好点,在外省驻防的旗人,景况更窘。每年都有不少旗民冻饿而死,甚至不断生出了“逃旗”——贫困的旗民,宁肯放弃身份,逃去无踪,只求一条活路。
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关卓凡就不信,有人宁愿饿死冻死。甚至“逃旗”,也不愿拿三百两银子,去搏一条生路?
特别是开发东北,朝廷的“优惠政策”更多,可以极低的、象征性的价格将土地租给旗人耕种,还可以提供免费的种子和农具。购买或租赁牲口也可以予以一定的补贴。
不会种地不要紧,汉人会啊,可以允准旗、汉合伙,共同耕种,收成双方均分。事实上,山东一带,已经有许多汉人开始偷偷地“下关东”了。这种事情,禁不胜禁,不如大家合伙来干!
关卓凡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摆出来,文祥愈听眼睛愈亮,一件本以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怎么一过了关贝子的手,就像是一定能做得成了呢?
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彻彻底底地“服”了关卓凡。
这种“服”,既包括理路上的“佩服’,也包括心态上的“降服”。
这种心境下,关卓凡说的另外一件事情,就觉得没有那么刺耳了。
关卓凡说道:“既然咱们觉得,这班人不好用,这个制度不好用,那么,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咱们绕开他们,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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