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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这是“明发上谕”,不是“奏折交议”,就是说,这是既定的决策了,是“成法”了,不是拿来给你们讨论可行与否的。当然,也没人拦着你唱反调,但“上头”因之改弦更张的概率极低——上折反对,除了得罪当权者,并叫“上头”觉得你不识大体、不知进退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件事情,台下一直如鼎如沸,台上一直波平如镜。最终,没有任何人上折对之发表任何“正式的”看法。
对于“太后劳军”、“两宫阅兵”这种“开天辟地未之有也”的天大事情,朝廷上下,居然完全吞声不语,真正是一个奇迹。
这个情形,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关卓凡秉政中枢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斗争,权威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当然也有人暗地里痛心疾首:道路以目!
不过,没有多少时间给保守派们捶胸顿足,“天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叫人应接不暇。
第一件,是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要接见日本的女天皇了。本来理藩院也想插手这件事的,后来被关卓凡踢了出去。因为理藩院主管蒙、藏、回等地事务,如果让理藩院参合进来,就会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将日本视为藩属。
而关贝勒定的调子非常清晰: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在礼仪上。中、日两国必须“相敌”——就是“相当、相匹”之意。
这种礼仪,不要说本朝所无,明、元、宋、唐、晋、魏、汉、秦,一路上去两千年,也从来没有见过啊。
再上去。战国、春秋,国君之间,“相敌”的倒是不少,可那都是诸侯会盟,公侯伯子的,拿来比拟天子。也不成体统啊。
再上去,三代之事,礼制散佚,渺不可考,似乎也没有可以参详的例子。
唯一比较接近的“故事”。是前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
其时,汉有司咸曰:“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把单于视为“王者所客”,“位在诸侯王上”。就隐然有“相敌”的意思了。而且,见面的时候,宣帝还“诏单于毋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客气。但呼韩邪单于毕竟还是“称臣”,所以,这个“故事”。依然不好用。
几千年来,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外交。畿服、册封、羁縻、朝贡,不论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本质上都是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散射状大网。在这张大网中,中国居天下之中,高高在上,王八之气四射;别的国家,只有诚心向化、纳头便拜的义务。
在中国的青年时期,国人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承认在这张大网之外,另有天地,和中国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比如汉朝之于安息——帕提亚、大秦——罗马。这是对自己势力不能远及其地的务实态度。
中国年纪愈大,国人的心态便愈加扭曲。到了清朝中后期,干脆就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漏网之鱼”。不论哪个国家,不论距中国有多远,不论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凡派了使者到中国来的,都叫“朝贡”。
既然都是来“朝贡”的,自然就都是臣下。天无二日,中国的礼仪制度中,根本没有给一个外国国家元首留下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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