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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其实就是“公使”了,可是,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目下的“宗藩”体制之下,中国没有在“藩服”派驻使者一说,如果真这么做了,必然会引起相关国家——法国、越南以及其他“藩服”的重大疑虑。
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有“官身”——而不仅仅是“官方背景”,不然,就算越南的总督、巡抚肯见你,越南的国王,也不可能见你啊。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还有,这个人,最好是读书人。
越南和中国一样,以儒教立国,掌国大臣,多是读书人出身;目下在位的国王,在儒学上,也有非常好的造诣,读书人更容易得到越南君臣的尊重,彼此交通,往来唱和,雍容揖让,也更加顺畅自如。
还有,如果不是读书人,也很难做到“对越南的来龙去脉、越南和中国的关系,都有全面、清晰、深入的了解”。
可是,此人又绝不能是读死书的。
这不消说了,此人在越南,是要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察言观色,识人于微,必要的时候,折冲樽俎;同时,还要扮演一个大间谍的角色——读死书的人,如何做得来这样的一份差使?
就算上面的条件都满足了,也不一定就能够成行——人家不一定愿意去越南呀!
越南是什么地方?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那是“荒蛮极边”之地,气候溽热,瘴气弥漫,毒虫横行,我若去了,可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呀!
这就不是单靠官位和银子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事实上,应募之人,若真的只是为了官位和银子,“富贵险中求”,品性大多不会可靠到哪里去,实在也不是办理这种敏感复杂的重大特殊外交事务的合适人选。
就是说,关卓凡必须找到一个既有冒险精神、又有献身精神的人。
这个人,还真得往张骞和班超的路子上走,才算靠谱呢。
这个人,关卓凡名之为“越南采访使”。
这个头衔,看似低调,其实大有深意,内里有何乾坤,容后再表。
当然,这个头衔,是不公开的。
因为“越南采访使”的任务的高度敏感性,寻找其人选,也是在低调甚至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军机处内,由关卓凡和曹毓瑛两人专责,其余的大军机不予其事。
曹毓瑛左寻右觅,皆无合适人选,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说,“有一位唐维卿,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刚刚点了庶吉士,琢如,你去打听一下,看一看他合不合适……嗯,还有,愿不愿意做这个‘越南采访使’?”
曹毓瑛微微一愕,“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庶吉士”——自然是合适的,可是,他能愿意吗?
进士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庶吉士则是进士中的佼佼者,“越南采访使”的“读书人”的条件,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
天朝的庶吉士,对于越南的读书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士林宗镜”般的存在呀。
而且,最妙的是,庶吉士这个身份,还同时解决了“官身”这个难题——庶吉士是理所当然的“官身”,却又不是实职,常驻越南,就算有人心中嘀咕,也应该不至于产生太过丰富的联想。
可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唐景崧愿意充任这个“越南采访使”吗?
曹毓瑛没有贸然去接触唐景崧,先从侧面做了一番了解。
咦,似乎还真有戏呢!
这个唐维卿,刚刚点了庶吉士,就在翰林院发表了一番颇引起了一点儿波澜的言论。
有一次,几个庶吉士,包括唐景崧,酒酣之余,谈起了“散馆”之后的去处。
有人说,自然是留在翰林院,授检讨、授编修,这个,清华贵重啊。
有人说,留在翰林院,“清华”固然“清华”了,“贵重”可就不见得了,混得不好,是要借贷度日的,年下债主登门催索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还是到六部去,当然,要挑个好些的衙门——或者吏部,或者户部,反正,不能去工部。
轮到唐景崧了“自述其志”了,他说道:
“翰林院我是不爱呆的,清华也好,贵重也罢,不过皓首穷经而已!人生于世,当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一辈子埋在故纸堆里,有什么意思?何况,眼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在都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再有大的征伐,譬如跨海赴美平叛,我愿意投身幕中,甚至,亲冒箭矢!”
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不就是有戏么?
还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贝勒的口头禅,可是,翰林们大多都是卫道之士,极少会这么鹦鹉学舌的。
嗯,确实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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