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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极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南宁候高务实已经闭门谢客十日之久,心学派官员上疏弹劾的风潮也已经神奇消失。然而,即便皇帝已经在这十天里连下十七道旨意请元辅回阁视事,高务实却依旧“优哉游哉”地不肯出门,甚至在第八天的时候跑去他在城北的见心斋别院,视察京华工匠学堂去了。</p>
现在朝堂已经乱成一片,尤其是内阁两位阁老赵志皋与周咏,每天都请司礼监代为奏请皇上,说元辅再不回阁,内阁已经要无法辅政了。</p>
按理说,内阁但凡有一位阁老在做事,就不应该会出现“无法辅政”这么离谱的情况。因为从正常的权力运作流程而言,六部及都察院等执行部门在上奏时就会提出“部议”,也就是处理意见,那么内阁这边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直接照抄这个部议也不是不行嘛,怎么就“无法辅政”呢?</p>
然而,以前这么干没关系,现在好像真不行。朱翊钧这些天已经听赵志皋和周咏说了很多次了,现在很多事都是高务实一手操办,而且以往根本没有先例,六部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出了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万一现在的处理与元辅的设想不符,到时候元辅回来,谁去顶这个雷?所以对于这些事,部议就变成了“无例可循,惟请圣裁”。</p>
“圣裁”当然只是说说,万事都圣裁,那还要内阁干嘛?可问题是六部不敢瞎搞,赵志皋和周咏也一样不敢瞎搞,于是大眼瞪小眼之后,还真就直接“惟请圣裁”了。</p>
这下子,压力来到朱翊钧一边了。他和高务实御下的风格其实很像,本质上都是只定大方向,不管具体事的,以前这些具体的事都是高务实去处理,他倒也没觉得难办。然而现在高务实撂了挑子,一大堆具体事务摆在他面前,他看了也是目瞪口呆——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朕也不会啊!</p>
比方说这些年一刻未停的税改问题。高务实虽然早已明确了大方向,但是每年都会根据实际财政状况来进行一些小幅度的调整,这些“小幅度调整”未必是直接调整整体税率,而有可能是调整征收比例,也有可能是调整征收序列。</p>
这么说有点难以理解,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江南地区作为朝廷最重要的税源地,通常都是第一波就要征收的,但今年江南也有不少灾情,一些地方被朝廷免税,一些地方被朝廷减税,还有一些地方是缓征——比如今年少交或不交,明年后年乃至更久的时间要补交。</p>
那么,今年交多少,明年交多少,后年交多少……你这个县先交,还是隔壁县先交,各自交多少等等,这些事就是调整征收比例和征收序列。</p>
由于税法改革这一块从头到尾都是高务实在负责,“全盘考虑”这玩意儿只有高务实脑子里有规划,其他人包括户部的四位侍郎都不知道,或者都知道得不甚全面,因此只要高务实不在,别人根本顶不上,望着收支表全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p>
那你说,先大致上处理一下难道就不行吗?根据经验、对照收支表做点细微调整难道也不行?还真不行,因为今年开支巨大,谁都不知道这“百川”一般的税收细流最终应该汇成多大一片“海”。</p>
这“海”可是有明确作用的,万一收少了,西征军那边补给不足吃了败仗,几百年来第一次出兵收复西域的大战略因此受挫,谁敢背这么大个黑锅?</p>
至于你说,可以先就着西征军的用度,把救灾赈灾这边当做可以调剂的用度行不行?也不行,因为现在救灾赈灾已经被纳入考课法的考课范畴,尤其是你当地如果闹出流民潮导致民变,那对于官员考课可是致命打击。</p>
换句话说,你内阁和六部这边敢扣地方官员原本应该拿到的赈灾款,那人家是真敢跳着脚上疏骂人的。考课法一年比一年严格,不止是对地方官的压力,反过来也会倒逼中枢的处事态度。总的来说,就是大家都只能一天比一天严格,可以“调剂”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小了。</p>
以上还只说了税收这一块,实际上“财政”这个概念比“税收”要大。自从高务实执掌财权,大明朝廷已经从典型封建社会的那种“只要百姓不造反”逐渐在往“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度。</p>
换句话说,地方官员想要考评优异,除了维稳这个永恒指标之外,还要讲“GDP增速”了。正如高务实三十年前就和高拱提到的过的那样:一个好的县令要能让当地税收连年上涨但老百姓却不会产生怨言。</p>
高拱当年认为这很难,大概率会导致县令连年加征,同时对当地百姓的反对声音加强打压,最终就是前几年出成绩,而达到临界值之后直接爆发民变。</p>
<div class="contentadv">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典型思维,即便高拱也很难跳出其外,因为在他们眼里,社会生产力是恒定的,你但凡多收税,一定只会导致老百姓负担加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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