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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四年,是宋朝的多事之秋,而北边的辽国和西北边的西夏国其实也并不太平。
辽道宗耶律洪基登基后,辽国先后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政治事件,一是其皇叔耶律重元阴谋纂权夺位、兵败自杀而收场;二是其懿德皇后萧观音被耶律乙辛诬告与伶人赵惟一私通,耶律洪基却又不加查实,就逼令皇后自杀,史称十香词冤案;三是其太子耶律浚被耶律乙辛诬告谋图抢位,从而惨遭囚禁并被耶律乙辛派人暗杀身亡;四是耶律乙辛图谋杀害皇孙耶律延禧,事败出逃被耶律洪基满门诛杀。这四件大事,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严重动摇了辽国的政治根基,辽国境内各种猜忌盛行,人人自危。而辽国刚从耶律乙辛及其党羽的图谋叛乱中走出来后,登基之初勤政有加的辽道宗耶律洪基就开始追求享乐了。他为人昏庸,忠奸莫辨,迷于酒色,而且还笃信佛教,广印佛经和建筑寺塔,劳民伤财,使得辽国社会矛盾激化,辽国境内的叛乱开始层出不穷,让辽国军队疲于拼命,也使辽国开始由强盛转向衰落。
而此时的西夏,其国内的情势几乎跟赵煦上位时的宋朝如出一撤,元祐元年即天安礼定元年(一零八六年)李秉常去世后李乾顺即位,年仅三岁,也是母党专政。其母后梁氏,梁乙埋之女,尊为太后,临朝摄政,与其舅父梁乙逋擅政。在永安元年(一零九九年)李乾顺亲政前,梁氏兄妹俩把持朝政多年,对李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都设事陷害,打击排挤。为了缓和国内社会矛盾,效法前朝,穷兵黩武,连年进犯侵袭宋朝边境,使得宋夏间小规模的战争不断,烽火不息,借以转移国内危机。梁乙逋骄矜跋扈,好擅权,天佑民安五年(1094)十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人杀死。梁氏统治期间,西夏政治腐败,军队也逐渐衰弱,以致于在跟宋朝的屡次争端中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而大宋朝境内,朝堂上,却又上演了一出滑稽大戏!
绍圣四年(一零九七年)六月中,即在武植被贬离京城之际,以章淳、安淳为首的新党罗织“同文馆之狱”,再度策划了一起重大的打击旧党的事件。
事件源于刘挚、吕大防做宰相时,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正居丧,他曾被刘挚弹劾外调,这次恐怕除丧后不得回京担任京官,便致书好友邢恕,其中隐约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等语,邢恕本来都知道其意所指,但他唆使已故新党领袖蔡确之子蔡谓,上奏朝廷,以此书作为刘挚、吕大防陷害蔡卞并意图谋划废帝、倾危社稷的证据。
蔡确因“车盖亭诗案”而被以刘挚为首的旧党贬谪流放到岭南并死于其间,其儿子蔡谓也受到了牵连,为了避难,他躲到广西的一间寺庙里,一躲就是七年,直到赵煦亲政新党上台后才跑回京城,意欲复仇。受刑恕撺掇后,蔡谓费尽心机,逮住机会接近赵煦,哭诉且诬陷之。
于是,赵煦震怒,下令章惇与安惇彻查此事。章惇建议让户部尚书蔡京审理此案,并将已经被贬到岭南鼎州的刘挚抓回到同文馆。同文馆是接待高丽、青唐使节的驿馆,本非牢狱,但因为经常闲置,所以就给蔡京当作审问刘挚的场所,这也是这次案件称作“同文馆之狱”的原因。
朝廷置狱同文馆,蔡京先逮捕文及甫审问此事,文及甫都矢口否认信中并没有提及刘挚密谋废帝之事。
于是,蔡京又找来刑恕对质,刑恕惶恐,怕牵连到自己,便谎称当时的信件已然丢失,只一口咬定,刘挚确实曾与高太后谋划废帝,请蔡京一定要彻查此案。
蔡京无奈,只能对刘挚动刑,逼问刘挚说出真相。可是不管蔡京怎么严刑拷打,刘挚颇有骨气,仍坚持自己没有废帝的心思,蔡京根本问不到什么。
此案牵连多人,耗时数月,始终查无实据,向太后亲自向哲宗进言罢狱,结果文及甫得以释放;刘挚及其子孙则被流放到岭南新州并永远禁锢于岭南,不久刘挚含冤而逝;蔡京和章惇则得以封赏,此案不了了之。
但此案并没有完。一年后,即元符元年中,章惇等人在清算旧党时,再次算帐算到了刘挚的头上,诬陷刘挚与高太后身旁的宦官陈衍和张士良曾一同谋划废帝。由于刘挚已死,死无对证;陈衍贬在岭南崖州,被哲宗赵煦下令在当地处死;张士良则被蔡京捉捕,从贬所押回朝廷受审,受到严刑拷打。张士良也很有骨气,不愿背主,咬着牙不肯承认,哭喊“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岂可欺!”随后,他惨死于狱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与人的争斗要是被烙上党争的印记,真的是很可怕,人们往往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人心和理智都会丧失殆尽,状若疯狗,四处咬人。
武植远离庙堂,而且也人微言轻,所以只能冷眼旁观。但他的心里,对章淳、安淳和蔡京等所谓新党人又多了几分憎恶,同时也暗暗告诫自己,在赵煦当政的这几年中千万不要跟旧党人有所接触,即使自己再怎么同情他们也不行。
他现在就像等待化茧成蝶的幼虫,只能静静蛰伏,慢慢积蓄力量,才能有朝一日厚积薄发,最终破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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