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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到了民国10年,即公元1921年,距正史上直奉第一次摊牌的日子还有1年。张汉卿之所以要尽快从新疆脱身,也有时局变幻莫测的考量。
靖**大将胡景翼自从被收编以后,张汉卿给予所部诸多照顾,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军备优先供给,渐渐收拢了靖**之心。都说少帅无地域之见,一心为公。胡景翼更是心中佩服:少帅年龄虽小,对国家及世界大势却了如指掌,有些预见道出了常人所不想,但却又丝丝入理。少帅的“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建立集权之中|央政|府,然后逐步过渡到民选政|府”的志向,以及“结盟苏俄、通好英美、驱逐日本”的计划在他看来十分可行。
本来孙逸仙的“三皿煮义”就有理论上的先天缺陷:从五族共和开始即备受诟病,被视为大汉族主义。张汉卿则摒弃这个说法,改以中华民族的称号,以形成在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的统一战线。
人民党在皿煮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三皿煮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人民党要求的皿煮集中制原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皿煮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种种思维,让胡景翼观念为之一新----废话么,人民党的这一套兼有后世共党理论的精华,经过长时间的洗礼和发展,又岂是当时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预见的?张汉卿差一点还想导出“三个代表”理论来引导人民党的奋斗方向呢。
所以,信仰孙逸仙“三皿煮义”思想的胡景翼对人民党派出的党政干部陆续在第6师就位,是极力赞同的。因为信任某个人而信仰其主义,那是盲从;因信仰某个主义而信任某人,那会化作无限忠诚,例如毛伟人和他的一众将帅。
靖**彻底跟定了西北军,张汉卿将此部驻扎在潼关,并准备接收商洛,此一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冯玉祥。自从他被驱离西安之后,即退到安康,百无聊赖。
安康在陕西最南端,处在陕鄂夹缝中,地本贫瘪,发展无力:西、北有西北人民军虎视眈眈,西南即四川有蜀道多山之隅,东南有湖北王占元防范如蛇蝎。如果商洛被占,将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一旦有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他认为混到此一境地,人民军步步紧逼是一方面,而吴佩孚的排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吴佩孚靠不住,自然要找下家,于是萌生了退出陕西、转投河南的念头。
现在的冯玉祥,自从收伏了阎相文陆军20师的部分兵力后,势力大为膨胀。他的混成旅水涨船高扩编成正式的第11师后,师属两旅都改编为混成旅并还新增了一个,成为与吴佩孚主力第三师一样的全混成旅架构,只是数字少了两个而已。
吴佩孚知道冯玉祥不是久居人下之人,要不然也不会一直着意排挤他,可不愿意他来河南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要知道河南河北山东,例来是兵员大省,如果被冯玉祥坐久了,难免影响他依托陇海、平汉铁路与奉系叫板的大计。
他知道冯玉祥与鄂督吴占元的矛盾,于是派他驻兵信阳,以等候机会取湖北的王占元而代之。有湖北这块肥肉在,相信冯玉祥只要不是傻子,都会舍弃河南这块硬骨头的。
都是直系一脉,为什么搞得势同水火?
因为原先的直系长江三督,以李纯和王占元资格最老。李纯暴死后,王占元就成为长江三督的传声筒,他对现任直系领袖曹锟,其实是不满意的。
北方直系一分为三,天津、洛阳和保定三系,就说明曹锟的能力有待提高。在此之前,曹锟并不是坚定的直系,而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两栖督军”,尤为王占元鄙夷。他认为自己才是“纯正”的直系,也应该至少能与曹锟平起平坐,自然,后起之秀的吴佩孚更不放在他眼里。
这一点,吴佩孚深知。所以他也准备借冯玉祥这把刀,去做自己一直想而未能成行的事。
可冯玉祥入豫,使刚刚经历过“河南易督”风波的河南督军赵倜心中又起波澜。
赵倜原本是毅军出身,发迹于庚子年护送慈禧、光绪去西安避难。后来跟着袁世凯,出力颇多,又同是河南老乡,因此深得老袁欢心,得以成为河南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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