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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传入中国后,给中国带来了难以估计的灾难与耻辱。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所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
身为一名穿越者,杨烜深知鸦片的危害。可以说,鸦片不除,华夏就没有振兴的希望。
根据后世档案,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香港、澳门的每一家洋行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鸦片贸易。
仅香港一地,储存在香港的鸦片常年高达165000箱,总价值约为8300万元,合白银5893万两。其他四个通商口岸,亦不遑多让。
而当时满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还不超过5000万两白银。如此多的国民财富,都消耗在鸦片上,发展工商业还从何谈起?民族振兴还从何谈起?
杨烜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此刻便绝然说道:
“公使先生,您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鸦片损害健康,鸦片贸易是罪恶的,也是不道德的。这一点,您应该比我更清楚。
“厉行禁烟,是我们军政府的一贯主张,不会丝毫动摇。作为补偿,我们会开展更为广泛的工商业合作,通过正常的商品贸易维持我们之间的贸易平衡。”
从内心深处,文翰深处亦不认同鸦片贸易。他祖上靠奴隶贸易发家,为真正的英国贵族所不耻。文翰很想洗白家族,支持鸦片贸易显然不会增加文翰家族的声望。
但文翰深知鸦片贸易对于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对杨烜以其他货物代替鸦片贸易的提议表示怀疑。他揣着明白装糊涂,说道:
“将军,您忘了,英中《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中明确规定,鸦片本就是药品,属于合法的贸易商品。”
《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就五口通商问题签订的条约。
在英文版中,鸦片明确译为“opiu”,即鸦片、麻醉剂之意。但在满清官方文档中,清廷为了遮羞,常用洋药代指鸦片。
在明面上,满清仍持禁烟立场。但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官府,都默许鸦片贸易。1843年,仅广州一城,就有20余处鸦片窑口、五六百家鸦片铺子。
后来,清廷干脆扯下遮羞布,向鸦片征税,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鸦片厘税长年占据国家税收十分之一以上。官府对鸦片税非常依赖,已经无法再奢谈禁烟了。
此刻,文翰把鸦片说成是合法贸易商品,无异于掩耳盗铃。
杨烜勃然变色,非常不悦地说道:“公使先生,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商。鸦片是鸦片,洋药是洋药,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鸦片制作成鸦片酊,可以止痛、镇热、解乏,方能称之为洋药。如果只是使用烟枪抽食,则只能是鸦片,不能是洋药。
“所以,我们军政府支持洋药,允许进口洋药。反对鸦片,严禁进口鸦片。这个严禁鸦片的立场,是全体华人的立场,不唯军政府这样做,满清政府、太平天国同样如此。”
中文博大精深,满清可以把鸦片说成是洋药,军政府也能在洋药的定义上做文章。
如果军政府能把鸦片与洋药区别开来,就能为禁烟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这样一来,军政府就能避免与洋人决裂,同时行禁烟之实。
果然,文翰对此无法辩驳。洋人看重条约,杨烜的解释与条约精神并不违背。
杨烜继续说道:“公使先生,军政府立志发展工商业。贵国在鸦片贸易上的损失,完全可以从正常的工商业往来上得到补偿。
“现在英国生产过剩,大量资本无处投资,证券、国债等公开市场收益在百分之二点五以下。我们军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并不是随口说说的。
“军政府不仅主张开放通商,还欢迎外国商人前来投资设厂。譬如,贵国资本可以在我国投资铁路,可以投资兴建工厂。我国人力成本低,市场广阔,我们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
“现在岭南还没有一条铁路,也没有一条电报线。我们正准备从外国引进资本、技术人才,在岭南建设铁路、电报网。如果贵国商人前来投资,利润可比鸦片贸易多多了。”
满清非常顽固,对铁路、电报等新事务非常排斥。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许多荒唐的事情,令今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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