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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与军机大臣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团练大臣不得担任督抚。但既要扩大团练,既要任命在籍大员担任团练大臣,就有必要提高团练大臣的权限。
对此,彭蕴章的建议是,在“名”与“钱”二字上做文章。
传统封建王朝皆以礼治国,把名分看得极重,上至朝廷中枢,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重“名”。
“名”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名”可生“权”,“权”随“名”来。
譬如,康熙时期九子夺嫡,皇二子胤礽被康熙定为“皇太子”。这是清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皇太子的名分既定,各种权力、差使也就理所当然地落在胤礽头上。康熙外出巡视,或者御驾亲征,胤礽也就理所应当地监国理政。
再如,慈禧太后本不是咸丰的皇后,只是一个贵妃。因她生下了同治帝,同治即位后,慈禧也就被封为“太后”。有了太后的名分,慈禧方具备了与肃顺斗法的资格,也敢于在日后垂帘听政。
黎民百姓,大户人家,亦有正妻与小妾之分、嫡庶之分。不管小妾如何得宠,都不能挑战正妻的权威。同样的,家族传承,亦传嫡不传庶。
朝廷既要鼓励在籍官员办理团练,就要给他们以应有的名分。华夏重视名分,对官衔名称亦非常考究。彭蕴章乃饱学之士,建议授予团练官员以“帮办团练大臣”的职衔。他说:
“大臣二字,意味着团练官员规格较高,由在籍的重要官员担任。这些重要官员,总得三品以上,方有资格称之为大臣。
“在籍的大臣,主要有两种,一种为致仕的,一种是守丧的。致仕的官员,或为年迈,或为得咎。因此,臣建议,以在籍守丧的大臣为主,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
清朝规定,三品以下官员,除了御史可单独向皇帝奏事外,其他人不管有多大的事,都不能向皇帝奏事。三品以上官员,有了单独向皇帝奏事的权利,才被视作大臣。
彭蕴章继续说道:“‘帮办’二字,可将团练大臣与钦差大臣区别开来,意味着团练大臣不是钦差,没有钦差的权力,只是受朝廷指派,帮助地方督抚办理团练。”
若团练大臣是钦差,地位便在地方督抚之上。若钦差手上带有遏必隆刀之类的尚方宝剑,还能对地方官员生杀予夺,权势极大。
这是咸丰所不能接受的。
若在团练大臣前面加上“帮办”二字,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朝廷在委派钦差大臣镇压农民起义时,通常会设置一个钦差大臣,却会设置好几个“帮办军务”。
同样的,地方官府组建临时性的“局”时,通常会委派一个“总办”,却要委派好几个“帮办”或者“会办”。
帮办二字意味着,团练大臣地位居于次要,是帮着督抚办团练的。在某种程度上,帮办团练大臣应被视作督抚的属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人在文字上亦有数不尽的把戏。“帮办”二字,无疑体现着极高超的政治智慧,令咸丰深为满意。
于是,“名”的事就定下来了。咸丰接受了彭蕴章的建议,决定给团练官员以“帮办团练大臣”的名号。接下来,便是“钱”的事。
彭蕴章说:“自古办理大事,无外乎得人、筹钱。长毛贼叛乱以来,国家财政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若要鼓励各省大办团练,又将是一笔大的开销。
“团练不是八旗、绿营,不在军队编制内,朝廷固然不用承担团练的费用。但以往团练规模不大,训练不精,武器不利,地方乡绅勉强可以承担团练的费用。
“如今,我们要鼓励大臣办理团练,势必要提高团练规模,要加强训练,要改善团练武器,甚至还要出省作战。这样一来,地方乡绅就没这个财力供养团练了。”
这倒是个实情。
为了镇压国内民乱,为了对付洋人,满清朝廷开支年年递增,财政早已千疮百孔。不得已之下,道光、咸丰只得大开捐纳之门,允许有钱人花钱购买功名、官职。
譬如,道光二十七年,上海大买办吴健彰便花银五十万两,捐得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的肥职。这就是天下第一肥缺-上海道台。
捐纳出身的官员,花大价钱购买了官职,到任之后自然要大肆搜刮,捞回成本。所以,清廷的财政收入短时间得到增加,却对吏治、对社会风气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彭蕴章作为军机大臣,自然对清廷的财政情况一清二楚。办理团练需要大量经费,地主士绅无法承担。彭蕴章另辟蹊径,建议开征“厘金”。
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是满清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创设的“额外征商之税”,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从晚清至民国,厘金实行近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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