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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崇曜是商人,在商言商,对于高价出售开山炮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倒是李秀成颇感心痛,他的近卫师是革命军精锐,总共才装备了两门开山炮。

韦志先一下子就买走两门开山炮。太平军有了这种重炮,日后攻坚略地岂不更加方便

杨烜不便向李秀成详细解释,只是说道:“重型火炮需要特制的炮弹,太平军无法生产这种特制炮弹。我们只要控制住炮弹的供应,就能防止太平军滥用重炮。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借机向太平军派驻一支炮兵教官,扩大革命军在太平军中的影响力。日后天京有事,这支炮兵教官说不定也能发挥作用。”

所谓“天京有事”,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只有极少数的军政大员,才知道“天京有事”指的是洪杨内讧。

伍崇曜和李秀成都不知道,情报局已经预测洪杨之间必将内讧。越国对服从纪律看得很重,杨烜既已决定卖炮,伍崇曜和李秀成也只好作罢。

趁李寿春、韦志先正在订议合同,杨烜则趁此机会了解起怡和公司军工厂的事。

华夏近代工业,肇始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军工业。最早的军工厂,当属曾国藩于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又称“安庆军械所”。这是满清政府最早创办的新式兵工厂,堪称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开端。

相比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晚清洋务运动明显早于日本,却最终落后日本。晚清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尤其是兵工厂,大多管理落后,连年亏损,不仅不是洋人的对手,就连日本都比不上。

最直观的,就是晚清军工产品价高质劣。其成本之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恭亲王曾经评价福建船政局,说朝廷在上面投入了巨款,结果造出来的军舰价格高、质量差,南北洋都不愿购买福建船政局的产品。

他的原话是:“我们的赫德(海关总税务司)拿了大清的银子外购军舰,拿足了回扣,给足了家乡兵工厂(英国造船厂)的利润,购买的装备寸火炮的蚊炮船造价英镑(法郎)。

“这种蚊炮船不远万里出口至中国,运费、保险、折旧又是一笔费用。到达中国后,其价格比福建自造的舰船还要便宜一半。”

左宗棠、沈葆祯都是晚清名臣,在福建船政局上倾注了无数心血。福建船政局尚且如此不堪用,更别提其他军工企业了。

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同样不遑多让。江南制造总局每年从江海关收入中提取四十万两白银做经费,又大量承揽北洋、两江的业务。

但江南制造总局步枪年产量最多时也只有多只,平均每只步枪造价近百两银子。

李鸿章从美国订购林明敦枪,连运费、保险等费用在内,每支才两白银。英国施耐德步枪更便宜,才需银两。洋枪外购成本仅仅是自造的十分之一,性能上还远远超出。

因此,淮军自己都不愿使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步枪,尽管江南制造总局正是淮军领袖李鸿章一手筹建的。

造不如买的局面继续在民国延续下来。民国时期烂大街的汉阳造步枪,年时售价是元现大洋,北伐战争时是块现大洋;而进口步枪在年时平均售价不过是元多一些。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很有一个原因在于,晚清兵工厂是官办的。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浪费很大。

譬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那时候,李鸿章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江南制造总局设在上海,李鸿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不愿把江南制造总局这块肥肉让给他人。一番利益博弈之后,朝廷下旨,江南制造总局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共管,经费来自江海关收入。

这样一来,两江总督可以从江南制造总局中分得好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仍然继续遥控江南制造总局。

不难想象,江南制造总局成了李鸿章的禁脔,既是他的提款机,也是他安置淮系亲信的机构。满清费资千万投资的江南制造总局,从一开始便是官僚主义横行,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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