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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望远镜,张墨发现了“杨”字军旗。这正是杨载福的座舰,也是湘军水师旗舰。他当即立断,指挥“交州”号前出,试图擒贼擒王,击沉湘军旗舰。
“交州”号船身最大,排水量达到五百吨,是革命军中最大的铁甲舰,同样引起了湘军的注意。湘军使用阿姆斯特朗重炮,把炮弹倾销在“交州”号身上。
但湘军在西,革命军在东。湘军炮手炮术本就不佳,又顶着逆光,不利于瞄准。此外,英国制的阿姆斯特朗重炮虽为后装线膛炮,却仍是架退炮,火炮射速不高,精度也不如革命军的火炮。
种种因素叠加,降低了湘军炮击效果。尽管如此,仍有数发炮弹落在“交州”号周围,掀起的浪花溅湿了甲板,亦打湿了张墨参谋长的军帽。
张墨不为所动,依旧指挥“交州”号炮击湘军旗舰。“交州”号装备了一门50速射炮、两门05速射炮。这两种舰炮均采用弹簧复进机构,每分钟可发射五发炮弹。
革命军摆出了雁形战阵,“交州”号综合战力最前,走在最前列,两翼交替跟进铁甲舰、木质战舰,直扑湘军战船。
湘军协同能力差,队形更为散乱。杨载福为激励士气,带领座船冲锋在前。两艘湘军蒸汽战舰抢在杨载福座船前,试图替主帅抵挡炮弹。
战不多时,“交州”号主炮击中了一艘湘军蒸汽战舰。爆破弹释放出巨大的威力,在湘军船舷上撕开一个大洞。
湘军战船全都是木船,没有披挂装甲。仅有少部分战船采购自洋人,使用柚木做船壳,大部分船只在湖南湖北制造,原材料为两湖的巨木,质量远不如柚木。
受伤的湘军战船动力减弱,明轮也被弹片打坏。这正是明轮汽轮的一大弊端,在海战中极易被炮火损坏。因为明轮安装在船舷两侧,为提高传动效率,又把明轮造得很大。除此之外,明轮挤占船舷空间,降低了战船装炮量。
湘军战船上的蒸汽机、明轮等关键部件,主要采购自洋人,再运到两湖安装。但革命军占领上海后,封锁长江,湘军已不能通过长江进口蒸汽机,战船制造大受影响。再加上经费短缺,湘军蒸汽战船已经无以为继,坏一艘就少一艘。
左宗棠对此很有意见,极力主张雇佣洋人或者中华帝国的工程师,完全按照西洋办法生产战船。
(历史上,湘军一攻克安庆,曾国藩便创办了机器制造局。机器局雇佣的华人科学家徐寿、华蘅芳,仅凭一本书籍,仅到洋人汽轮了参观了一番,就设计出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船“黄鹄号”。
(左宗棠听说后,不甘示弱,一攻克杭州,便找人试制汽轮。只用了不到四个月时间,左宗棠也造出了汽轮,并在西湖试航成功。华人之聪明,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左宗棠才气更高,识见更远。他之后筹建福州船政局,完全引进西洋造船、海军技术。福州船政局也成为近代中国造船、海军、航运等事业的摇篮。)
缓不济急,被满清寄予厚望的湘军,却从未得到咸丰的充分信任。这次水战,湘军水师表现拉胯,也就无可厚非了。
随着两军战船距离的拉近,革命军铁甲舰机动灵活快捷、火炮精准射速高的优点更加凸显,湘军战船接二连三地中弹。使用无烟火药、威力巨大的爆破弹,打在湘军木质船壳上,几乎一弹一个窟窿,甚至造成船壳的解体。
这种情形,仿佛是克里米亚战争锡诺普海战的再演。木质战船完全不能抵御新式爆破弹,在水战中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战场存活机率极低。
但湘军水师依然勇猛,视死如归,令革命军备感敬佩。杨载福座船前面的两艘战船相继中弹,一艘沉没,一艘重伤倾斜。
在隆隆炮火中,湘军官兵都失去了理智。就连三版、长龙、快蟹等桨帆船也加入了战斗,桨手拼命划桨,炮手拼命发炮,军官拼命擂鼓。
有的战船被革命军一炮命中,官兵被炸得血肉模糊。一旁的湘军既不施以援手,也不后退,只是拼命的向前进。他们长江的急流驱动着,被战鼓声催促着,被身后的同袍驱赶着,像飞蛾扑火,又像恶狼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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