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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朝廷送来了“廷寄”,曾国藩随即吩咐手下,准备官服、香案。
照规矩,地方大吏拜发奏折,接收朝廷“明发”、“廷寄”等文书时,还得奏放礼炮。但放礼炮容易暴露大营位置,这个礼节也就免了。
正是大热天,官服厚重繁琐。赵烈文见曾国藩精力不济,劝道:“涤帅,今日情势紧急,官服、香案就免了吧。”
曾国藩却摆摆手,说道:“礼不可废。现在还没急到那一步。”
他用冷毛巾擦了把脸,换上裰有仙鹤的一品官服,挂上朝珠,戴上官帽和三眼花翎,毕恭毕敬地在香案前跪下。
从折差手中接过奏折,曾国藩返回中军帐内,官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他换过便服,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朝廷发来的公文。
其实有三道公文,两道“明发”、一道“廷寄”。“明发”又叫“明发上谕”,顾名思义,是朝廷公开发布的,用来宣示中外的大事。
至于“廷寄”,则不公开发布,也不经过内阁六部,所涉都是些需要保密的重大事项,包括诰诫臣下、指示方略、考核政事、责问刑罚失当、调查重大案件等。
廷寄由皇帝直接交待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拟稿,加盖军机处印信后,交兵部捷报处寄送各省官员。
因此,这三道“八百里加急”的公文,最重要的一定是那封“廷寄”。曾国藩首先打开的,也是这封“廷寄”。
读完之后,曾国藩大失所望。“廷寄”发自六天前,从黄州府到北京,使用最快的“八百里加急”,至少需要六天时间,一个来回就是十二天时间。
如果皇上和军机大臣商量军务,意见存在分歧,又要耽搁一两天的时间。
咸丰这封“廷寄”,所针对的内容,正是十五天前的军情。那时候,楚军刚刚投降,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封奏折,向朝廷确证左宗棠已经变节。
奏折中,曾国藩又自陈用兵方略,说准备在半壁山、田家镇一线加强防御,自己亲自坐镇田家镇,阻止革命军进攻武昌。
曾国藩耍了个小心眼,并未提及由谁镇守半壁山,为的是帮弟弟推卸责任。
咸丰的廷寄,讲的正是这件事。咸丰指示,说武昌是长江中游重镇,关系两湖安危,而半壁山、田家镇则是武昌的屏藩。半壁山、田家镇天险的得失,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国际观瞻。为此,曾氏兄弟要死守防线,不可后退一步。
可如今,半壁山已失,吉字营也要投降革命军。咸丰这封“廷寄”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传出去只是笑柄。
曾国藩把廷寄递给赵烈文,摇头哀叹不已。
(清朝为了防范武人,对军权限制很严。清初时,国家遇有战事,则从全国征调八旗、绿营,交由前线主将指挥。前线主将并无自主权,需要事事向皇帝汇报。皇帝则通过奏折,遥控前方战事。
(这正是军机处的由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敌人多为边疆游牧民族,或是白莲教、天地会之类的“内匪”。那时候,战争节奏不快,后方遥控前方战事,对战局影响并不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敌人或为船坚炮利的洋人,或是太平军这种作战意志坚决的巨寇。皇帝远在京城,通过“八百里加急”遥控前方战事,常常贻误军机。
(相反,湘军是地主团练武装,不拿朝廷军饷,曾国藩可以自主指挥湘军,不需完全执行咸丰的军令。在某种程度上,湘军不受朝廷掣肘,这也是曾国藩取得成功的一大原因。)
赵烈文看过廷寄,亦摇头苦笑不已,说道:“涤帅,朝廷不谙军情,咱们也不用理这封廷寄了。只是,奏折上如何回复,如何陈述后面的方略,还需费力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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