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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世梁启超所评价的那样,吉田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
从历史发展来看,日本人狼子野心,给东亚各国造成了沉重的苦难。作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和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思想深深影响长州藩武士。
日后,长州藩长期霸占日本陆军高层,成为日本政府重要支柱。日本外交政策亦深受其思想影响,并逐渐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如今,吉田松阴已死,弟子也凋零过半。对于历史的影响力,也将大大减弱。
事实上,不管吉田有多么决绝,外国人对他的切腹仪式非常不解,很多人耻笑说,这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只有少部分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也是一种虔诚的认罪态度。
中国驻日公使陈至立同样不以为然,认为吉田松阴之死无益于缓和当前的矛盾,反而只会火上浇油。他选择在横滨鹤见川切腹,既是对幕府示威,也是向外国示威。
他在赴死前慷慨陈词,在死后下遗言,号召武士尊王攘夷,确实起到了宣扬学说、团结藩士的效果。
只不过,形势并没有向他预想的情况发展。按照吉田松阴的主张,日本应该按部就班地尊王攘夷,先尊王,再倒幕,再变法,再图强,最后才是攘夷。
可武士们义愤填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把吉田松阴的谆谆教诲付诸脑后,本未倒置,直接开始了攘夷。在武士看来,因为外国人侵入日本,才造成了当今日本内忧外患的局面,要摆脱内忧外患,就得先攘除外国人。
吉田松阴切腹自杀,并没有平息日本国内的动乱,反而进一步推波助澜,助长了攘夷派的嚣张气焰。
却说,吉田松阴切腹后,桂小五郎遵从他的遗愿,把其尸体带回京都安葬。京都为天皇居住地,是日本公家(朝廷)驻地,也是尊王攘夷派心中的圣地。
吉田松阴遗言在京都安葬,固然是为了向天皇表达忠心,也为了向世人表达自己尊王攘夷的主张。
大量的武士、浪人涌入京都,参加吉田松阴的葬礼。桂小五郎被吉田松阴指定为衣钵传人,威望大增,授到京都攘夷派的拥护。
京都同样是尊王攘夷派的重镇,甚至一度主导朝廷政局。更令幕府不安的是,长州藩在京都享有驻防的权力。一干名长州藩武士长驻京都,对朝廷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天皇虽无实权,却是日本名义上的君主、元首,在全体日本人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
日本战国时代,织田信长无往不胜,所向无敌,却地本能寺之变国身首异处。相传,织田信长突然被自己最信任的部下出卖,起因便在于他想要废除天皇制度。此举动摇日本国本,遭到武士一致反对。
因此,京都的朝廷虽然无权,却代表着日本的正统,在日本武士心中依然有着崇高的地位。
长州藩在京都城外驻扎军队,以桂小五郎为首的长州藩士又在京都大肆活动。吉田松阴切腹自杀,又无形中增长了长州藩的声望。
种种现象,使得各派势力对长州藩颇感不安。不禁幕府反感长州藩,就连萨摩藩等强藩也对长州藩迅速增长的声望而不满。
桂小五郎被世人视为长州藩奇才,却也被吉田松阴之死冲昏了头脑。他不仅不知收敛,反而趁机联络京都中的“过激派”公家,密谋倒幕。
他们策划在天皇出巡时,胁迫天皇发布诏书,假借天皇名义命令幕府实施攘夷。若幕府不肯就范,则长州藩挥师东进,一举将其埋葬。
与“午后密敕”一样,尊攘派谋事不秘,很快被萨摩藩侦知。
为了缓和幕府与强藩的关系,井伊直弼吸收外藩进入幕府、朝廷,对外摆出一副团结内外、共克时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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