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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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小平如真有事，我看二姐难活。老太太也经不起这打击，耀平岂能独存，这不是一家完了吗？允和的堂姐绮和曾在小平出事顺利渡过灾厄后，心有戚戚然地说出这句话。允和这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丧母，失父，流亡，丧女，险些亡子。她的生命，就在不断延续的悲伤里，一次又一次迷蒙上哀痛的色彩，宛如褪色后的樱花，浸泡在粉色河流里，无休止地顺水漂流和沉没。

人生是一场负重前行的旅程，颠簸漂泊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尽头在何方。从清晨的霞光，到深夜孤凉的风，露水深，寒蝉晚，星光扑簌穿梭在细碎而柔软的间隙里，好比掺杂在人生里，一点点要耐心捕捉到的快乐。捉到的人享受生活，看不见的人被生活享受。

允和属于前者，尽管她经历了那么多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依旧记得忘记不好的，记得好的。女儿的死，她选择遗忘；儿子的死里逃生，她选择感恩。在孩子病危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兆和夫妇寄来了一万元，以解燃眉之急。兆和也有两个儿子，生活并不宽裕，这笔钱可以说是勒紧了腰带省出来的，却义无反顾地寄给了更窘迫的二姐。这些恩情，允和始终铭记，她在日记中说过，一九六四年时，全家的月收入只有二百四十一元，可光是给婆婆买药就要用去七百元，加上生活开支，根本入不敷出。也是亲朋好友的帮助，才走了过来。

患难才见真情，雪中送炭才知真心。顺风顺水时锦上添花的朋友未必是真朋友，但穷困潦倒时依旧不离不弃的人，才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配得上以余生去珍重。

抗战结束，内战结束，硝烟飘散，黄昏滟染。一切，都像是没有发生过，流萤如常扑飞，风荷如常绽放，所有都回到了从前风平浪静的起点。但对于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们，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噩梦，没人能够全身而退。受伤的是，残缺的是灵魂。很难想象，允和那样一个瘦弱的女子，如何在这样一场战争中走过来。分明当时在家，是骄纵蛮横的小姐，娇滴滴，跋扈飞扬，仗着母亲无奈干干强大，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完全符合“熊孩子”的定义。

可奔波逃生的时候，却是她撑起了一个家。身为丈夫的周有光总是出差，将整个家都丢给她，她并不是抱怨，丈夫的无奈能够理解，然而当事情发生，横祸突如其来，作为女人身边竟然无人可依，想想也不是很好接受的事情。以致她对婚姻生活得出惨痛领悟：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不是说男人们置身之外，而是第一时间的恐惧悲伤，都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们前往品尝。

她硬生生地撑起一个家，多少个辗转难眠的夜里，将柔肠练成一副坚硬心肝；多少次想要泪流满面的时候，无法卸下冰冷面具放声哭泣。肩膀上的责任太多太满，昔年娇俏倔强的少女模样，分明是隔了几个转世吧，陌生得衣饰模糊，遥远得时光苍白。好像当了人家妻子，做了人家母亲，就不能再脆生生地语笑嫣然，撒娇耍赖将事情分给人扛，哪怕只是片刻。

这场战争，令允和用最快的速度脱胎换骨。入川时，她尚且是心绪轻柔的少妇；出川时，她觉得这天地里，再大的风浪都已无畏无惧。经过事，受过血的洗礼，人就已然不同，带走的是不成熟不懂事，留下的是坚强柔韧，以及一段灰暗记忆。半个世纪过去了，允和依旧珍藏着女儿的一块小手帕，和当年洞穿了儿子身体的子弹。这是凭证，用来留存与回忆。

所以，后日的允和比此前，更加沉稳镇定。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间，她好几次陷入绝境，但都安然渡过。凭的是镇静的周旋和能言善辩的本事。她戏言，这是唱戏的经验，临危不惧，泰山崩于前照旧岿然不动。“文革”最动荡的那年，周有光和允和都遭到了波及，周有光被打成“坏分子”，工资降到三十八块，简直不能过日子。还有多管闲事的邻居带着两个极端激进分子闯入允和家里。当时只有允和与她的干女儿在家。

那两个年轻人自称是北京大学前来外调的学生代表，要问允和一些关于张芝联的事情。这个人允和认识，曾是上海光华附中的校长，但并不熟络。两人问了允和好些问题，她都回答不上来，只能说不知道，惹得他们大怒，指着桌上的茶不许她喝。允和也没有给他们倒茶，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他们要是喝了她家的茶，就跟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了。她顺从地把茶端进内室，然后匆匆出来，继续接受“调查”。见她态度很好，其中一个年轻人就决定再给她五分钟时间，思考一下他们的问题。

允和是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的。索性，她把这宝贵时间用在打量那个小伙子身上。她觉得这个年轻人生得漂亮极了，雪白粉嫩的脸，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起来不过大一。甚至想到，要是他跟女孩子谈起恋爱来，一定非常温柔。她倒是半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处境，既然说无可说，那不如就此沉默。打量完那个比较温柔的年轻人后，她又去观察那个比较粗犷的男孩子，私心里将他们比作赵子龙和张飞，并觉得赵子龙更有观众缘，因为张飞是莽将，而赵子龙是儒将。

她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压力，将他们当作跳梁小丑，将眼前这一切都当作荒诞闹剧，既然是闹剧，又何必全情投入，担忧得不能自已？五分钟到了，赵子龙站起来，让允和交代事情。大家也纷纷劝允和配合。只是她实在没什么好配合的，忍不住生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能造谣说谎。我不能向群众脸上抹黑。我不能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这番话显然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稍微温和的赵子龙和蛮狠的张飞，谁敢说她这句话有错呢？于是他们只好匆忙收场，丢下一句：用笔写你的交代，过三天我们再来拿。之后就夭夭溜走。

新时代来临，允和被定义为“地主”，因为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她曾收过合肥老家的地租。这是不可饶恕的。于是，她丢了出版社的工作，也被戴上了“反革命”和“老虎”的帽子，被要求进行改造。但始终，她都未曾出卖自己的真心。在这个敬仰关公的女子心里，世界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是非黑白，都是明显可以被认清的。她这么想，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她一般，有骄傲的坚持、固守的勇气和宁为玉碎的决绝。

一生里，她做过的事情很多。顶着流言帮过无依无靠的戴婕，也曾为了生活无助的徐素英同上海黑帮打交道，从不因为畏惧放弃自己的良心。她的一举一动，都出自那份自小磊落的真性情。活得真的人，容易快乐，也容易发现快乐。他们不贪心，只要给一点阳光，就可以笑得很灿烂。她曾说：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好人，别人是坏人。自己说自己是好人不能算数，别人说你是坏人，恐怕也不能算数。因为真正的黑白和对错，都需要靠悠悠众口和耄耋青史，去徐徐证明，包括一个人心里流淌的黛色青灰，还是血色滚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