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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在政事堂待太久,此番驾临,本就是兴之所来,抚慰宰臣,表达一番皇帝对卿臣的关怀。至于政事堂宰臣们这段时间商讨的那些事情,刘旸心中多少是有数的。
即便不提存在多少刘旸用顺了手的心腹僚臣,就是终日在政事堂间议事论道的公卿宰臣们,中枢诸部司长官,以及稍微有些资历的贵族们,又何尝不是殷勤地往垂拱殿跑,积极地与新皇沟通汇报。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帝国即将迎来一场大变动,甚至是一场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变局。过去的二三十年,别看世祖皇帝以各式各样名义,对内掀起了数次清洗式的政治运动,不管杀了多少人,引发过多少变乱,大汉帝国的朝廷格局始终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
这是由世祖皇帝决定的,大汉的体制、国情以及所有的发展变化,在宏观上都是围绕着世祖皇帝个人意志而展开的。
而原本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随着新皇的登基,也终将开始动摇,既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也实在因为,老皇帝过去搞的一些事情并不是那么符合众心人情。
并且,如欲变,那首先变的便是职务,虽从表面开始,但这也是最简单、最基础也最让人习惯、为人接受的变动。
对于大臣们来说,人事变动牵扯出权力划分,带来利益变动,谁也不想在这场三十年难得的大变中落后于人,即便不能更进一步,也该保住现有的利益,虽然这根本不可能。
而作为皇帝的刘旸,同样在考虑这方面的事情,臣僚们争权夺利他可以稳坐钓鱼台,居中观察,调和仲裁,但其中的分寸把握,却也需要他仔细思量。
回垂拱殿的路上,刘旸则满脑子都是政事堂如今的人事情况、权力格局。可以说,在赵普辞世后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政事堂一直处于一种分散平衡的状态,毕竟再没一个能如赵普那般压服群臣的人,从君到臣子也不允许再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便是赵普有那等权威也是时运使然,天子肯放权。
因此,在赵普之后,世祖皇帝驾崩以前,作为大汉帝国最高权力中心的政事堂,实则上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衡之中。
吕端递进,凭借职权、资历成为众臣第一人,但他根本无法服众,小事马虎糊涂都快成为其人设了;至于辛仲甫,更一度被看作赵普的马前卒;
似韩徽,资望也不足以弹压众臣,“橐相”更是被一些人在私下里取笑;杨业为将帅尚可,做宰相,当官僚,还有得磨练;枢密院、兵部则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其结构定位、运行机制都突出一个制衡
这样的平衡,对于帝王而言,当然是有利的,也是刘旸想要维持下去的,然而,一成不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如何提现雍熙时代的新气象。
而随着赵匡义、李昉的归来,政事堂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这二位从各方面都是要压其他宰臣一头的,若是再把刘旸打算启用的张齐贤算上,人数便往十人去了,显得臃肿了。
即便是十择七,那排除哪三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斟酌。
首先上刘暧,作为宗室代表,必有其一;枢密院、兵部,几十年来固定有两张席位,关乎到勋贵及军队的利益,也没法动;李昉与赵匡义,一个是帝师,一个是皇亲,赵匡义虽然在刘旸这里打了个问号,但将之摒弃在外,又总觉有些不合适;
韩徽掌管财政司多年,精明强干,若罢其相位,也觉可惜;杨业既上功臣勋贵,又是朝廷监察系统的负责人,在这方面,刘旸甚至还想加强其权威,也不能动,刘旸一直以来都认为,在帝国的监察方面,还得回归正统、大义,不能过度依靠特务政治;
至于张齐贤,那是经过刘旸多年观政观人之后,选取的用来改革匡正开宝积弊的先锋;比较下来,竟然是吕端、辛仲甫这两个中枢资排名靠前的宰臣看起来更适合刷下去
政事堂的人事安排,数来数去就那么一些人,但对刘旸来说,却是一个极其头疼问题,关乎到帝国上层权力划分,以及朝廷运转。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落实的问题,距离来年正旦越来越近了,时间不等人。
而对刘旸来说,处理之所以困难,顾虑纠结,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不具备他爹那种压制一切的权势与威望,他也没法做到动辄斥人、贬人甚至杀人,那也不符合他的做人风格与为政理念。
因此,要尽可能平稳地实现朝局的调整,考虑周,减小冲突,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甚至于,往这方面想得深了,刘旸都觉自己的考虑可笑,有种延续世祖之风的冲动,那样多简单粗暴!
然而,也仅仅是想想,以刘旸多年秉政积累的见识来看,世祖皇帝那一套也只有世祖皇帝能做,不是那个人,强行为之,最后很可能闹出个笑话,闹个一地鸡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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