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33 雍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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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出身，两代皇帝看重，贤名远播，在朝卓尔不群，外放从郑州知州始，一路升迁至于京畿副使，开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迁的大槛于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李沆本身过硬的品干，否则，以世祖与今上之用人，轮不到李沆爬这么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壮年派”，又同为天子旧人，把他们放在剑南，也足表皇帝与朝廷对川蜀的重视之意。

至于刘廷翰任剑南都指挥使，还另兼西南五道巡检使，则是刘旸需要在军事上有一个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别的不提，刘廷翰资历威望是绰绰有余的，毕竟是担任过枢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汉军界，参与过乾祐北伐并立有赫赫战功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就连刘廷翰也是白发苍苍，愿意重新出来做事，都是皇帝诚心邀请的结果。

而年近七旬的刘廷翰，还害怕他会对朝廷造成什么危害吗？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够让刘旸安心。

至于前都指挥使上官正，则以本职致仕，这还是念他在蜀乱之中平叛颇为卖力的情况下，否则，以他和王氏家族间紧密的交往关系，洛阳南市口那三百多颗人头中未必没有他.

当然，对于西南军政的调整远不止这三人三职，只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刘旸，是决心要对西南进行一番大整治，大乱之后的恢复期，也实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操作环境。

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南军政的调整，折射到洛阳，呈现的则是朝堂上一场重大人事变革。

比如温国公向德明，以坚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琼成为新的兵部尚书，高琼则调任西北五道巡检使，检查西北边防情况。

向德明调任的背后，实则还另有隐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将之上调中枢是不利于剑南善后诸事的。只是，由于他在剑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约束，尤其是严重干涉军事。

当然了，由于治世环境下地方主官具备的强大权威，各地一把手对于所在军事多多少少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间的作为，还是过分触发条制，这在世祖皇帝时期可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即便事急从权，但事后真要追究起来，定个逾制乱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当然刘旸不是那种不体谅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剑南局势逐渐趋稳，立刻启动了人事调整，兵部尚书以及物质赏赐足以慰劳其功，同时一个“救急使君”成为向德明剑南之任的评价似乎也恰到好处了。另外，朝廷在蜀乱平定的议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为平定蜀乱的军事统帅杨延昭还朝之后，级别上升了一级，任侍卫司副都指挥使，嗯，前边提过，这实际上已是个虚职，掌权的是都虞侯。

这种明升暗贬的做法，或许有伤功臣之心，因此刘旸又给了大量钱财赏赐。也是杨延昭过于年轻，如今也才四十出头，刘旸也不可能弃用这个知根知底的将帅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卫副帅的位置上待两年，沉淀一番，自可承担更重的职权与责任。

接替杨延昭担任侍卫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挥使郭仪，至此，杨延昭、李继隆、郭仪这三个世祖皇帝钦点的“三英”，正式开始成为大汉军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杨业则顺势退居二线，挂着太师头衔，在府中含饴弄孙，今后人们就得称之为“杨太师”了。

而接替杨业的人，刘旸则选择让尚书右丞韩徽担任，允文允武，资历深厚的韩“橐相”，有足够的手腕与资历，同时，也是对赵匡义的一种制衡。在不断完善监察体制，加强法制、都察系统权威的背景下，刘旸也不可能放一人独掌大权。

与此同时，刘旸终于将张齐贤调任尚书右丞，同时兼任财政使，进一步加强朝堂上“帝党”的实权。

至于前财政使张雍，则栖栖遑遑地以本职致仕，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回乡归养，没两年，便郁郁而终。

作为开宝功臣中的一员，张雍落得这样的结局，固然凄凉，然而这也不是毫无征兆的。川蜀发生那么严重的祸乱，给官府和民间都造成了空前严重损失，必须得有人担责。

西南那边，有三百多名罪臣，朝廷这边，也必须有一个足份量的人，数来数去，只有张雍了！也不需觉得委屈，川蜀的那些官僚之中，确有不少是张雍亲自提拔的，也在南市口被斩了。

至此，大汉朝堂的权力格局又发生巨大变化，中书令刘暧、尚书令吕端、尚书左丞赵匡义、尚书右丞兼财政使张齐贤、枢密使曹彬、都察使韩徽、吏部尚书慕容德丰、兵部尚书向德明，当然，还有游离于权力中心的赵王刘昉这个参知政事，由这些人，共同构建了大汉上层的权力中枢。

而与雍熙元年初相比，最大的不同则是，皇帝刘旸的权威更加巩固了，其正在一步步地彻底掌握属于皇帝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在完成朝廷主要人事调整后不久，皇帝刘旸再下诏令，让全国各道州自查“二仓”仓储及税库情况，同时吏部、财政司、都察院三衙分遣干员赶赴各地协查。这一道政令，再度让大汉官场风声鹤唳，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这一关也不那么好过。

还是在筹集平叛以及后续援蜀物资的过程中，朝廷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缺口，根本无法按照朝廷调度需求来。问题嘛，当然出现地方对钱、粮两项的挪用亏空，乃至盗取上。

于是借着这个机会，刘旸当然要开启中枢对地方财政大权监管的改革，这也是他“雍熙改革”的第二弹，尤其重要。

同样的，这个活仍旧不好干，地方财政挪用亏空是很寻常的事情，如何解决，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凭空让地方变出钱粮把亏空补上，那当然不现实，因此，加强制度监管，才是主要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查一查旧账，追一追那些蠹虫的罪。

原本有人提议，给定期限，让各地官府自填亏空，逾期不满者，依法论处。这倒是简单粗暴，但刘旸几乎不假思索地否决了，经他判断，这简直是给各地官员又一项盘剥地方的名义，尝歪那是必然的，大汉的百姓可是在折腾不起了。

原本在开宝末期，朝廷财政是平衡之中带有一定亏空，等到蜀乱之后，从平乱到善后，加上固有的一系列大笔支出，大汉朝廷新一轮的财政拮据又到来了。

对此，刘旸选择了“保守治疗”，一方面从宫廷到朝廷官府，大力压缩开支，一方面则加大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再一方面则加大外部资源的获取了。

为此，刘旸甚至和南洋的诸侯国们做起了“人口”生意，蜀乱之中被俘的乱民，足有近三十万，这些人朝廷不敢放任，杀也不可能，白养着又费钱粮，因此只能暂贬于刑徒营服劳役。

而作为雍熙仁政之一，刘旸对刑徒营的改革又不可能停止，于是对外输出再度成为了一个综合考量之下的选择。

但是，要把三十万人输送到海外诸封国，那成本也太过高昂，便是国内可以采用“流徙”的方式，海上总需船只。

于是，南洋封国王们“爽快”地表示，他们能承担，用真金白银，香料玛瑙来换。当然，皇帝也是注重吃相的，真金白银照收，至于其他，则用南洋驻军的军费来抵偿。

就这么，一场对内外都有利的交易达成了，于朝廷而言，输血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去掉的麻烦，省掉的钱粮，就是赚的。

这似乎也开启了大汉时代加速对外输出的浪潮，毕竟，甭管你在帝国内部是罪臣还是叛贼，到了封国，都是人才，都是最宝贵的资源。

为此，刘旻、刘晔、刘文渊几人，也向朝廷提出请求，最终，一番慎重考量后，给安西方向五万人，刘文渊一万，同样，移民成本自己承担。

甚至于，刘旸还专门给赵王刘昉的北庭国也送去了一万多人，主动的，对于这个最特殊的弟弟，刘旸总是给予了一些特殊的关怀。而北庭国那里，目前正由刘昉长子刘文共经营着。

精打细算，如履薄冰，也渐渐成为刘旸在整个雍熙时代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