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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这样,为什么沛县不每年支付之前缴纳的税额,然后承认宋公的合法性,同时盟誓:如果宋国遭受了不义之战的进攻,就会即刻出兵救援,绝无二话。
这样的流言越传越广的时候,沛县询政院庶民院的选拔事项也已经开始。
在守城之前,墨家已经清查了城内各家的粮食储备、份田数量,并且为了守城而将商丘城的民众编为什伍。
虽不比传闻有七万户的临淄,但是商丘城三十里之内,包括城内,庶农工商和落魄贵族士的数量,依旧有将近四万户。
这些人不只是住在城内,还有部分人是在城外附近居住,结成村社。
刨除掉一些贵族封田之内的人,依旧还有三万多户,商丘城附近大多都是一些小贵族封地,大贵族封邑都不在商丘,而是在其余地方。
商丘不是宋国最富庶的城市,陶邑才是,但商丘作为宋都,依旧算是天下雄城。
这三万多户因为之前守城战中已经编组,所以就按照人数和什伍编制来推举进入庶民院的人选。
春秋时代的氏族政治和军事民主依旧还有残余,国人还是有控制国都的势力,而宋国之前的每一次政变也都需要先得到民众的支持。
不管是公子鲍的邀买人心,还是之前几十年的公子德联合六卿逼走自己兄弟,得到民众的不反对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大量沛县本地人对于沛县这三年变化的描诉,也触动了许多商丘百姓的内心最渴盼之处。
同样是农夫,彼此间交流起来也就更容易,尤其是三年前几乎都是一样境遇的农夫,这种相同感触的交流,有时候比起宣义部的宣传更为蛊惑。
沛县发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重要,没人会去细究。
重要的是,沛县此时过得确实比商丘要强,
只要过得好,那么一切都是合理的,也一切都是更好的原因。
至于到底是牛耕铁器堆肥带来的?还是沛县的政治制度带来的?这是一个深奥的话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诉清楚的。
于是沛县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强于商丘的原因,正好中了墨家宣义部的手段。
牛耕、铁器、堆肥种种这些,能够带来多大的变化?
商丘人与沛县人的交流,也就带来多大的惊诧。
来到这里的沛县义师,都是亲眼见过墨家的试验田的,也亲眼见证了适用尽一切水肥和良种手段堆造出的一个样板儿。
大亩产数百斤的小麦,种植后广泛施肥以至于产量惊人的地瓜土豆,那些花开后清香四溢而又个体惊人的玉米,即便只是在试验田中,也依旧让沛县人充满了希望。
这种希望用着可以听懂的预言,用着手势来比划着,给商丘人带来希望和羡慕的同时,也将沛县的许多制度蒙上了一层充满希望的色彩。
商丘百姓也想过上那样的日子,尤其是传唱许久的乐土谶诗早已在商丘传遍,于是商丘的百姓开始为了自己的希望,讨论需要怎么样的变革。
拆公田并私田,将公田赋摊入私田税,这已经成为了商丘民众每日不停讨论的话题。
固定数额,君主不得私自加税、加税必须得到询政院的许可,也成为了商丘百姓的底线。
因为宣义部一直在宣扬一件事:如果不定下税额,那么君主就会觉得,之前可以饿不死的粮食已经足够,剩余的全部缴纳上来即可。
加税权必须掌握在询政院手中,这也是适一项包藏祸心的手段。
加税权必定会触动矛盾,暂时可能会缓解矛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暂时看起来缓解矛盾的权力成为商丘百姓都接受的权力后,便会变得有趣起来。
比如:凭什么贵族的封地不征税?凭什么宋国的税额要全部由百姓提供?或者当有一天战争不再是贵族战车为主角的时候,贵族们的军事义务是否还能顶税便会被质疑。
当经过数年积累富庶起来的民众开始询问凭什么的时候,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矛盾也就会爆发出来:贵族肯定是不愿意在自己封地征税的,国君当然是愿意的,那就联合民众打压贵族。
民众的力量,不是可以随意借用的,一旦借用的后果往往会超出预计,超出控制,但这是国君和贵族们还不知道的道理。
固然,这一次推选庶民院成员,除了一部分墨家控制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当地大族或是很有名望的老者。
但即便墨家无法控制的那部分人,也不得不接受民众的种种条件,否则民众在利益和平日名望间选择的时候,会很容易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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