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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活动的时间相差不是太多,农家市贾不二价的空想公社,搞到现在不过千把人。
墨家扶植工商、把利润拿来做教育和军费、以九州血汗养一地的方式,打赢了齐国,干涉各国内政。
用适在墨家内部评价农家的话,那叫“可以用于一个村社的合作经营,但却不可以用来利天下”。
没有原始积累、没有利润累计、没有超额利润,凭什么开办工商业?凭什么普及小学三年级教育?
对于许析的诘责,适不是很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那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得从感性意识讲到理性意识、从必然阶段讲到空想和科学的区别,两边没必要搞的这么僵。
可又不得不回答。
许析的话说的太重了,这成了虚伪的平等和真正平等派之间的争执。
本身墨家内部就有这样的分歧,对于同义、兼爱、平等中的平等,墨家分为了好几派,内部的歧义刚压下去,农家这么一说,适也是没有办法。
他不想正面回答,既然许析挖了个坑让他往下跳,他也准备挖坑让许析往下跳。
于是他反问道:“那么先生前几天也曾在泗上的村社参观,以你观之,泗上村社的农夫富足程度,是否高于你们在江边聚众而耕的村社呢?”
他在偷换概念,将泗上超额利润下的平均水平,不去剖析本源,把纵向对比伪装为了横向对比。
泗上的村社和楚国的村社,就生产力上是有代差的,可适却非要假装这是合理的横向对比。
适先试试水,试试许析的理论水平,这是个很明显的逻辑陷阱,双方比对的基础完全不同。
如果许析对此提出了这两边情况不一样,不能对比之类的道理,适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辩了。
同样,如果许析同意适的说法,但是在同意的基础上,找一些别的理由,适也同样知道该怎么辩下去。
许析对此没有异议。
“我看了泗上的村社,也有规模数百的,确实比起我们在楚国要富庶的多。但泗上的富庶,源于宋、楚、越的贫困,我们现在说的是利天下。如果您认为泗上就是天下,而宋楚越不属于天下,那么我和您就没有办法辩论下去了。”
适心中暗笑,调整了一下策略。
脸上却极为严肃。
这是原则问题。
许析刚说完,适立刻摇头道:“宋楚越,乃至大禹所定的九州、肃慎、朝鲜,至于神山昆仑,北海苍梧,那都是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墨家利天下中天下的含义。泗上是天下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是一部分,这一点从未改变。”
“我想问的是,同样是劳作,为什么泗上的农夫富庶?换而言之,您在楚国聚众耕作,不缴纳赋税,比起楚国的那些农夫生活的要好,根源是你们农家的道义正确?还是因为你们不缴纳赋税、不出劳役、不从军役、不耕公田呢?”
“而泗上的村社要缴纳赋税、要参与服役、要组织水利,为什么还要比你们村社更加富庶呢?”
许析等人聚众大泽,共耕劳作,农夫的生活比起逃亡之前要好,适再问一个关键问题:这个过得更好的原因,是因为解除了封建的劳役地租?还是因为你们的道义指导下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了?
许析现在对于农夫困苦的根源,还处在一种感性的认识当中。
他看到了贵族的横征暴敛,看到了商人肆意提价,看到了农夫不断破产逃亡。
然后用自己的所有家产,支撑起一个贤人领衔的仁义之土,市贾不二价、分工之下用十足的劳动换取十足的商品,谁也不坑谁、谁也不吃亏,一样谁也没法完成最开始的原始积累。
但是因为他和贵族的关系,是贵族把这块土地送给他的,不需要缴纳赋税、不需要服劳役、不需要承受劳役地租。
由此,他用最基础的感性,看到了农家管辖的这千余人,日子过得比起原本逃亡之前强得多。
于是感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道义的缘故,只要能够做到贤者与民并耕、市贾不二价、压制工商业原始积累、维护小农利益,那么天下即可大治。
适则是直接用一个诡辩询问许析,为啥泗上的村社没有按你们的去搞,反而比你们要富庶呢?
这又是个两重陷阱。
如果邓析说,这是因为你们泗上用的农具先进,适就得反问为啥你们也搞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这么多先进的农具?仅仅是因为墨家和公输班弟子都是诸夏两个机械圣手的弟子?还是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邓析说,确实是有不缴纳封建劳役地租、不服役从军、不出劳役的因素,那么这个问题的主动权就被适引到了自己的手中。
适根本不准备说服农家使之完全消亡,而是要在大前提之下和农家结盟,有些墨家暂时不方便干的事由农家去做……
他在避开工商业用剪刀差剥削农夫是不是“不公平”的问题,这个十张嘴也辨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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